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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军事学院里,会有这样一种训练:应试者想象他是将军在指挥一场战役。在一个地方,他的军队只能保住自己,在另一个地方,他的军队被击溃了,在第三个地方可能正在击退敌军。在有限的资源下,你会去支持哪里?正确的答案是:支持成功的部分,剩下的由他们自己的命运来决定。看上去没有人给出正确的回答,对失败士兵的同情使他们作出错误的选择。这就是出版商们所想的。成功的或者知名的作家有自己的广告效应,但是那些还在为提高影响力而挣扎的不知名的作家该怎么办呢?——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罢了。当人们看到给一本尚未出版的书所做的广告时,他们看到的是援军正被输送到战争前线成功的部分去,看到的是原本就具有成功潜质的小说正在变成畅销书。
在卡普莱斯饭店气氛的激发下,我告诉迈克尔,如果这世上有这么一件让我最为欣赏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伊克莱斯巧克力。于是,在我回到自己那个草窝之前,一辆长长的黑色小轿车停在外面,司机将一个非常漂亮的粉红色盒子给我,里面是一打伊克莱斯巧克力。除此之外,在楼下还有一顿丰盛的家庭晚餐。
我在家庭中所经历的一切没有什么与我想要得到的相符。配机制,自给自足,甚至是半饥饿状态。这个意大利女房东是世界上最棒的厨师。我认为她几乎不需要菜谱。她给一个在西伯纳树林里的商店领取六份配额。但是,她所能得到的配给是三倍或四倍的黄油、鸡蛋、腊肠、食用油和奶酪。她怎么做到的呢?当我问她的时候,她总是对我表示轻蔑地说:“是时候该关心一下你自己的事情了。”总是有两个警察从她那里进进出出,获得一些她贪污来的黄油和鸡蛋,换来他们对她所作所为的视而不见。我是否和他们同流合污了呢?是的,于是我将我的两份配给归给她去管理。在那个氛围里,表现出略高一点道德水准都会看上去很荒谬,而且也不会被这些骗子们理解。此外,报纸已就结束这种配给制度吵得沸沸扬扬。他们说,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这种制度。我从没有吃得这么好过。租金里不包括食物,但是像最好的厨师一样,我们的女房东禁不住要让身边的所有人都尝尝她的手艺,尤其是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前。我每个星期在楼下吃两三次,皮特每晚都要在那吃。当她的钱花光了,她就会收钱去买东西。她的经济来源就是“搜刮”我以及住在这里的其他人,采取复杂的方式,借入借出,香烟,衣服或鞋子,只要她喜欢。
当我和中产阶级的朋友谈及这些警察和黄油鸡蛋奶酪时,他们是冷淡的,并且表示气愤。他们说:“我们的警察不可能是这样的腐败。”他们将我在那个外国港口的逗留——工人阶级——视为一种古怪的行为,一种为艺术做出的牺牲,一种亲历的体验。他们对来自滑稽的工人阶级的轶事毫无兴趣,带着一副卡通人物佣人潘奇那势利的神态。
从那以后的十年,当权威人士承认我们的警察不都是样样都对的时候,我被每个人以一种带有敌意的不耐烦而对待。我在南非的时候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了。那时我就说南非就是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地狱之门。——因为这个还很少有人知道,除了阿兰•帕顿的《哭泣,可爱的国家》,那是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就在《野草在歌唱》出版前不久——而当我坚持在某些黑人看来,南罗德西亚比南非还要坏时,这种敌意更甚。因为通常只有赤色分子和不满者会那样说。
在丹柏路的家里,南非是无趣的。除了这个小街区上所发生的事之外,一切都是无趣的。他们认真谈论的话题就是去一公里之外的西海岸的短途旅行。
如此富足,如此身体健康的家庭当时确实不是普遍的。英国当时只是一个疲惫的民族。战争后果就像一个黑洞吞噬着所有的精力,好像战争的荣誉和持久性都被侵蚀得无影无踪,国家范围内的低生命力,被一些很不同的东西所平衡着。那时对我的冲击最大的是处处体现的鲜明对比。一方面,低迷的精神状态,一个病人坚持着,但是另一方面对未来乐观地向往与我们现在所想的差别如此显著,甚至看起来像是某种普遍的愚蠢的象征。新的时代就要来临,正是这样。社会主义是关键,从世界各个地方回来的军队被许诺了一切,大西洋公约(当时看来十分讽刺)只是对当时那些乌托邦愿望的总结。现在又轮到了工党掌权,以确保这些得以实现。卫生保障是他们最为自豪的成果。在战前的30年代,一场疾病或是一次意外都会将一个家庭扔向苦难的深渊。贫穷是可怕的,让人无法忘记。但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不再有因可怕的疾病、救济、年老所带来的需要。并且,这些只是开始,事情都稳步地发展着,越变越好。每个人的心情也是越变越好。你会看见“医生们”开始行动,使社会主义良药见效,他们甚至将自己视为新时代的建设者。他们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可能是工党人,他们也可能是自由主义者。总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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