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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天扬扬手中的一份材料说:“同志们，这是市检察院唐学强同志到金池县农村办案时，搞的一个农民负担的调查。我认为非常难得。有句话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学强同志是搞法律工作的，他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对市委市政府的其他工作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参与。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
陈云天把材料递给了身边的市委副书记：“会后，你们都好好看一看，在下次的市委常委会上，能形成一个方案来！”
陈云天接着说，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市委的态度一直是坚决的，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去做，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学强同志在这份材料里作了一个测算，他提出的把农民负担在现在的基础上减去百分之三十五。我认为这是可行的。还有，我们把政府统计的数字和学强同志调查的数字做一个对比，看看出入究竟有多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看上去农民负担好像是减轻了，但农民的感觉却是不降反升，或者是明降暗升。因为下面的一些干部减去的是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农业税很轻，重的是“三提五统”，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还包括教育费、民兵统筹、计生统筹、交通统筹、卫生防疫、治安联防等，这些加在一起，一个农民的负担现在大约是一百十八元。这些东西我认为是能够减下去的，那么事实上没有减下去的还有多少呢？生猪屠宰、粮食流通、修河垒坝、水费，这减了吗？没减。这有多少呢？大约人均五十块左右。如果仅仅是这样，农民也不会反对。那究竟是什么让农民受不了了？一个是各种各样的部门乱收费，多如牛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养的闲人越来越多，人少官多。金池县去年的公开统计是，收了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大约是八千多万元。学强同志说，远远不止这一点，大约有两个亿，甚至更多。比如说金池县水利局的编制是二十一个，实际开支是多少？一百九十八个人！大家想一想，二十一个人的编制，一百九十八个人在领工资，钱在哪儿出？上边的数字是死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分钱也多不了，怎么办？只有在下面找。除此之外，这些人在下边还要吃拿卡要，再坏点的，还要贪污、索贿、吃回扣，这部分钱是看不着的。都在哪儿出？当然还是下面！对这些情况最清楚的其实是我们的乡镇干部，乡镇养那么一大堆闲杂人员到底需要多少钱？哪个乡长镇长心里没数？金池县去年的银行存款增长很快，都是农民的存款吗？当然不是。我们再看一下一些村镇干部的住宅和吃穿，这些钱又是从哪儿来的？据去年金池县报上来的数字，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千八百多元。学强同志专门搞了一个调查，走访了许多农民，一个农民给学强同志说，种小麦每亩用底肥九十元、耕地二十元、种子七十元、播种费十五元、水费十八元、锄草灭虫五元、追肥十元、收割费三十元、费改税十元，杂七杂八的都算上，一亩地的成本在六百块以上。每亩地产小麦一千斤，平均卖八毛钱一斤，每亩八百块左右，减去六百块的成本，剩一百多块，这还没算他个人的成本和劳动，即使算上其他经济作物，每亩加上二百块，也才是三百多块。那么，这农民纯收入近两千块钱是怎么出来的……
开完市委常委会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十二点钟了。陈云天下车后就发现家里有点异常。过去开会应酬回来，到这个点上，家里早熄灯了。可今天是怎么了，三楼自己的家里灯火辉煌，好像还挺热闹似的。
进了家门，才知道了原委。陈云天本想说，我是市委书记，这样做不合适。可是，他见乡下的大哥大嫂都来了，又见母亲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只好把话咽到了肚子里。
坐到沙发上后，田婷玉端来了茶水。陈云天喝了一口说：“既然妈做主了，大哥大嫂又大老远的专门来了……就办吧。”
老太太高兴了：“这就对了么，你该干啥干啥去。这事儿由你大哥去办吧。”
大哥虽是个农民，可说出的话很有哲学味道：“你是州官，迷信这东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文允身子骨不好，我们不讲迷信，不烧纸，碰个干爹拴一下，毛病子就好了。”
大嫂接上说：“这话对着哩。我们听妈的，兄弟你上班去。我和你哥张罗就成了。”
“这撞大运，要是碰上个掏粪的，也请进来？”胡金娥意味深长地问：“这，这合适吗？”
“有啥不合适的？”老太太说：“那也是天意啊！”
“这倒不是什么问题。”陈云天提出了心中的疑问：“关键是，这里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你比如说，这是托谁去办的？究竟可靠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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