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我在长沙还是办了一些有点影响的案子的。
1999年1月12日，是我的接待日。当天，北风凛冽，寒雨交加。芙蓉区东岸乡青年刘政权，由其父亲等几位亲属抬到市检察院找我控告、上访。
我八点半准时到接待室。我刚进后门，就听到有接待室的人说，你们这件事我们知道，你们这是伤害案，这是公安局管的事，走走走！
我当时在想，那么冷的天，你要人家急着走什么呢，进屋暖和一下嘛。我当时还只这么一个想法。我批评接待人员——情况没问，就走走走。
我说：坐坐。那个被害人被一个被子卷着斜躺在沙发上。口水不断地流出来了，眼睛没神，不能转动和看人，就像一个有生命的肢体。
刘政权的父亲刘海华向我控告：
他儿子是1994年在湖南省农业大学的农贸市场被当地两个地痞、地霸刘伟和龙国辉殴打致残的。几年来，被害人没有神志不能自理，只会打人和摔东西，家里只一年四季在地上铺点东西，用铁链将其锁住拴在窗户的铁栏杆上，真是生不如死。整个家里，年迈的父母，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的生活只靠媳妇一个人承担，还要招呼被害人，家境惨不忍睹。
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刘政权在农大农贸市场做鱼生意，由于为人诚实，生意做得不错。赚了点钱后，为了方便，买了一台嘉陵本田摩托车，祸就由此而起。
横行乡里的地霸刘伟见老实的刘政权买了新摩托车，要借去骑，刘政权知道，这是老虎借猪，但慑于刘伟的淫威，他还是委曲求全说，车子我每天买货送货，不好借，但你要去哪里，我可以送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以接你。
横行惯了的刘伟看到老实巴交的被害人竟然敢冒犯他，不肯借车，一肚子不高兴，一天，他约当地另一地霸龙国辉在一饭店喝酒说：“龙鳖，妈妈的鳖（长沙方言），老子就真的没有面子啦，跟别人借台摩托车都没借到。”
龙即说：“是哪一个啰？”刘伟告诉他是刘政权。于是，两人合计要教训刘政权。他们来到农贸市场，威逼刘政权跪在地上，将鱼池的水放掉，将鱼剁碎丢进阴沟，刘政权予以拒绝，遭到劈头盖脸的一顿暴打。那么大个农贸市场，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公道话。
施暴后，两个地霸扬长而去。刘政权也忍着屈辱继续打理自己的生意，但是，谁也不曾想到，两个歹徒还不解恨，又卷土重来，将刘政权打翻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和拖把棍对刘政权全身，尤其是头部一顿狠踢暴打。此时，有一个约六十多岁的老人上前劝阻。老人说：你们这样打，会打死人啦！
刘伟那小子冲过去，抓住老头子衣领道：老家伙你再说一句，我就收拾你。
老头不敢做声，走了。
当时，被害人只是脑壳有点痛，没有表现出严重的症状。但到家就不行了。于是就开始告状。当地马坡岭派出所抓获了刘伟。
后来由于有人出面“了难”。公安分局以另一嫌疑人未到案为由居然将刘伟取保候审放出来了。
这个案子就如此不了了之。
刘政权的家人一看势头不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想找凶手搞点钱治病。但是，当他母亲去找凶手要钱时，凶手竟恶狠狠地威胁要将老人丢进鱼塘淹死。
于是，他的家人只好走上了长达近5年的告状之途。在此过程中，协助告状的有马坡岭派出所副所长张国庆，还有《当代政法报》的记者乔育平等。不过，从1994年到1999年初，这案子如何处置却没有下文。
于是刘政权家人借了个农用车，把人送到我们的接待室来了。
我听完了控告，胸中充满了愤怒与痛心。愤怒凶手如此残忍且没有人性，痛天天高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部门干什么去了。一个守法公民受到如此伤害都没人管，这在任何朝代都是可悲的。
我一边招呼被害人的父亲刘海华立即将儿子运送回去，以免受冻感冒更难招呼，一边表态：这个案子，我管定了。你们在湖南省，在长沙市告状是最后一次了，我不把这个案子处理好，我就没有资格当这个副检察长，我将辞去职务，我陪你们去告状，我自己掏路费到北京去告。
我把自己的退路都堵死了。他们一走，我就跟案件辖区的芙蓉区检察院打电话。他们还是相当积极，下午就派人去了，可是一无所获。因为这个案子五年都没人管，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什么都不敢说。
第二天，负责调查的人给我报告说，该案发生在1994年，当时是郊区管辖，1996年，区划调整后才归芙蓉区，有关材料在区划调整后的雨花区，我们不好插手。理由冠冕堂皇。
我马上跟雨花区打电话。雨花区搞了一天，第三天又跟我汇报，根据区域管辖规定，那里现在归芙蓉区管。显然也是不无道理。
我苦思冥想，想不到好办法。倒是那个受害人家里又受到威胁。
这时，马坡岭派出所副所长张国庆出面了。张国庆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警察。他曾为此案奔波多年，找了他们所能找的单位和领导，也多次到检察机关找了领导和相关部门，希望我们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他也是在我院有人给他建议“找黄检”试试，才告知被害人家人来找我的。
他说：黄检，你派人调查以后，龙国辉和刘伟两个人到被害人家里去，说你们到检察院去告状，我们可以摆平公安局，也可以摆平检察院，如果我坐牢回来，要把你们全家杀掉。
我听了张国庆反映的情况，怒火中烧，拍案而起，道：朗朗乾坤，岂容罪犯猖獗。他们可以摆平任何人，但休想摆平我老黄，我绝对不让这两个东西逃脱法网。
我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决定还是找市委领导。因为本单位别人已一再回绝了此案，要想得到支持已无可能。我跑到市政法委，正好简书记在办公室。
我走进去。对简书记说：简书记，我跟你汇报一个案子。简书记要我先坐。我说，我不坐，现在是被害人刘政权一家急需我们解他们于倒悬，我天天都在坐，今天要跟你讲完了再坐。
我把这案子简单地、清楚地介绍以后，说：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一个守法公民被殴致残五年，一家惨不忍睹，无人问津，长沙的法律何在，长沙的正义何在？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