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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奥委会开会前四天，突然接到电话要我马上回蒙特卡洛去处理“爆炸性的新闻”。什么新闻？一家澳大利亚电视台，突然断章取义地公布了北京市一位领导的采访谈话，说如果北京拿不到主办权，就要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这则电视报道马上成了蒙特卡洛的头条新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误会。因为，巴塞罗那奥运会以后，“抵制”已不得人心了。我们代表团已开过一次新闻发布会进行澄清，但是压不下去。
把我召回后，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再次召开记者招待会。我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有家电视台造了一条所谓新闻，说中国要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作为中国奥委会秘书长，我告诉你们，巴塞罗那奥运会，我们拿了16块金牌，这绝对不够，要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拿更多，为国争光。你不信，咱们亚特兰大见！”有记者问我，那么澳大利亚电视台新闻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我哪儿知道，你问他们去，他们最清楚。电视是可以剪接的。别忘了，悉尼的主要对手是北京！”接着，我马上组织北京市领导在我们的接待室与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的领导友好见面，商量他们最多能接待我们多少人，我们想派更多的人去。这两条消息同日报出去，议论马上平息了，我们转入正常的申办工作。
在蒙特卡洛的日子过得很快，总觉得还有很多的事没做，如果做不到家会影响我们的票。吃不好，睡不踏实，183米的大汉，我的体重竟掉到了61公斤。
我们少年合唱团的小朋友们真辛苦，由老师带着，整天在蒙特卡洛大街上唱歌，宣传北京申办奥运，有时水都喝不上。
我们的申办演讲团天天排练，准备回答提问的工作组，挖空心思地设想委员们会对我们提什么问题，该如何作答。我是准备回答问题的。我们的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也很累，每天要看许多国外报纸，注意电视和广播，以便有针对性地为我们申办回答和澄清问题。记得有一次，他以亲身体会向西方记者讲述我国人权问题的发展时，声泪俱下。
我们也忘不了在法国巴黎的华人陈氏兄弟公司的陈氏三兄弟，简直是我们代表团的总后勤，什么事务性的事都是他们办。还有我们从国内贵宾楼饭店和中国大饭店带来的负责招待室全部招待工作的两位服务员小姐，一天要站着工作十多个小时，从未好好地吃过一顿饭。
奥运会举办城市的遴选一般在国际奥委会全会的第二天，第三天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副主席和执委的选举。现在改了，奥运会举办城市的遴选改在第一天，国际奥委会内部选举仍在第三天。这样改的目的是为了使委员们先投票选定奥运会举办城市，然后就可以集中精力开好第二天和第三天的会，不必分心。在蒙特卡洛的陈述和投票是在国际奥委会全会的第二天。
那天的陈述次序是经过抽签排定的，北京在中间不前不后，应该是个上签。上午10点多钟，我们已陆续到达国际奥委会会议会场外等待。会场外，一清早就响起了中国儿童合唱团嘹亮、清脆的童声，引来不少市民围观。其他城市也有带来小型乐队的，大家都在吸引目光和注意。会议厅外的场地空间有限，几百人的团队，他出你进，有些拥挤，那也顾不上了。还得有人听其他城市的陈述，以防他们最后抛出什么可能导致吸引选票的“特别优惠措施”，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我个人认为，大多数国际奥委会委员在听陈述前都已基本上拿定自己的主意了，因此关键是陈述上不要“失分”，丢掉可能支持你的票。
下午进行了投票，是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封闭进行的。投票结束后，监票人把最后结果密封在信封内交给萨马兰奇主席。然后大家乘车到另一个会议大厅，与各申办城市代表团一起看以电视世界直播的方式公布结果。我们早在宣布大厅等候，万嗣铨进来后说：“我看何振梁没有什么表情，恐怕其中有变。”当我们看到何老与其他国际奥委会委员站在一起等待结果的时候，面无喜色，马上感觉到我曾料想的事情要发生了。最后念出的城市名字不是“北京”，而且我们马上得到消息，最后一轮投票的结果只差两票。这就是说，再有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支持北京，局势就完全不一样。而朋友马上告诉我，非洲的一位委员在投票前提前回国了。如果，他是支持我们的朋友，那局势也会完全不一样。然而，假设只能安慰我们自己。
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失利后，代表团中不少人都伤心地哭了。儿童合唱团的小朋友哭得最厉害，善良天真的童心经不起这样的挫折。何老也流泪了，他确实付出的太多了，也期望得太久了。我已是欲哭无泪。但是，我一下子明白了一个道理，像申办奥运会这样的事，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言，关键要靠我们自己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靠我们国家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威望，而我们的各种工作只是别把事情办坏，尽量做好而已。我没有丧失信心，本世纪来不及了，下个世纪，奥运会必然会来到中国的土地上！
第二次申奥我们成功了，中国人民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还有什么比让人民高兴而更高兴的事情吗！
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北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给了我一个新的任务——负责申办总报告书的预算和市场开发部分的测算与起草工作。因为，执委会认为，原来的预算总额过低，可能难以涵盖各项费用的支出。于是我与北京市财政局和国家体育总局财务部门的领导同志以及一些专家们飞赴洛桑，向国际奥委会请教。然后大家开始分头逐笔重新测算，根据发展的、朝前看的思路，实事求是并留有余地作出我们的预算，比原预算无论从收入上和支出上都多了25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当时争议还是相当大的，因为上调的幅度不小。最后我拍板认定，科学根据是我们并没有制造赤字，还保持了约1500万美元的盈余。我私下找国际奥委会的朋友摸底，我们从国际奥委会那里究竟能分多少美金，他给的数字超过了我们预算中估计的收入数字。这样我心中有了底，马上向北京报告，强调的是坚持了“量入为出”的原则。最后根据对比，我们的预算总额低于巴黎、大阪和多伦多，与伊斯坦布尔很接近。国际奥委会财政专家给的评价是“可行的，又是留有余地的”。
2001年1月，北京奥组委要向国际奥委会提供正式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报告，这是一部用英、法两种文字写成的总报告书。报告书中所列的内容将被视为北京对国际奥委会的承诺。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巨著，一个庞大的起草班子为此工作了好几个月。中央部委和北京市各局办都介入，真是字斟句酌，白纸黑字，落笔算数。
2000年12月末，报告书进入了翻译文字的定稿阶段。定稿小组由何振梁挂帅任组长，我是组员。谁知在关键时刻，何老生病住进北京医院。北京奥申委领导同志打电话，要我承担这一任务，完成时间是2001年1月5日上午10点，届时奥申委的几位领导来验收。这已是2000年12月31日的中午了。上次申办奥运会的报告书是我最终定稿的，这次是义不容辞了。我们班子的力量很强，英文、法文都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知名教授把关，奥申委方面有楼大鹏、吕圣荣、袁斌等，还有不少做支撑工作的部门领导和印刷行业的专家们。我们于2001年除夕夜正式进驻新桥饭店，打响了突击性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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