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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侃侃而谈：一、关于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在就要搭架子，准备人选，暂时由你牵头具体筹备。找总政、教育部、人事部联络，提出名单，先找几个人开始办公，待习仲勋到后，请习召集会议。
二、关于运动员：要扩大运动队伍，规定选拔标准。军队3000人已集中，地方3000人要着手搞起来，要发指示，规定选拔标准。人员，要从华北、华南、东北按标准选拔并规定集中时间，但不一定都集中在北京。
三、关于运动场：要建立，但不要离开市区太远，否则交通工具接不上，先农坛体育场要立即进行设计。
四、关于体育学院：要尽快筹建。只要有师资、有学生就可以办起来。体育学院今年已无法建筑，可先找临时地点把人集中起来训练。
五、关于明年的全国运动大会：可以批准。
邓小平一条一条地交代着，荣高棠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着，中间还不时地点着头。他的心由于兴奋而加快了跳动的速度。他的眼前展现出一片未来的美好前景。他想不到问题解决得这样快，更没想到，邓小平副总理考虑得这样细致，这样具体。他恨不得立即回去把这巨大喜讯告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同志，告诉团中央军体部的同志，告诉大街上行走的每一位同胞……
年轻的中央人民政府保持着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高效率。两个月后，也就是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正式决定，在政务院下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贺龙同志为中央体委主任，蔡廷锴将军为副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从此荣高棠和黄中正式调出团中央，开始了他们专职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崎岖而辉煌的历程。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1955年6月10日的深夜，巴黎克雷门饭店一间房里，荣高棠与国际组组长张联华正在修改一份声明。他们的心里沉甸甸的，全然没有心思对这浪漫之都多看几眼。临出发前，周总理的指示时时在他们耳边响起：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局面，应让社会主义国家了解我们的立场。
荣高棠是昨天带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的。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应邀派有关人员参加国际奥委会的两个会议：他和张联华代表中国奥委会参加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与各国奥委会第50届全体委员会议。
白天，他与张联华、董守义参加了社会主义各国体育负责人的碰头会。他在会上告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我们中国准备在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发表反对国际奥委会搞“两个中国”的声明。
第二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与各国奥委会开联席会议。荣高棠和张联华等人大大方方走进了会场。当一份签到名单传到荣高棠手里时，他看到有台湾签的“中国体育协进会（中国奥委会）”的名称，就拿起笔刷！刷！刷！划掉了签名，然后签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
这个名单传回到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手里，他一看颇为吃惊：“是谁把台湾的名字划掉的？”
荣高棠立即站起来说：“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在一个国家内只能承认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为这个国家的奥委会。国际奥委会既然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中国奥委会，就没有任何根据把台湾的‘体协’也说成中国奥委会。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的省，蒋介石集团没有任何资格代表中国参加任何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
布伦戴奇立即不耐烦地说：“国际奥委会不谈政治！”
“把中国奥委会分成两个，这本身就是政治，在国际奥委会里谈政治的正是 布伦戴奇先生自己！”
荣高棠的斩钉截铁，让布伦戴奇十分恼火，而整个会场顿时一片哗然……
吃晚饭时，荣高棠被苏联委员安德烈昂诺夫请到一桌。他对荣高棠说：“布伦戴奇让我转告你们，希望中国不要在会上再谈政治性的问题，否则他也可以发动一些人来取消对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承认。”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你在会上放了颗政治炸弹啊！你们不要再发言，只要给布伦戴奇写封信，表示反对中国奥委会被分成两个就行了。”
第二天，是国际奥委会的全体会议。为了避免出错，荣高棠专门派何振梁随同中国委员董守义出席了会议，并叮嘱董守义说：“我们对国际奥委会情况摸不清，没有经验，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开会时和他们坐在一起，有问题要和他商量，千万按总理的指示办！绝不允许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
然而，事情比事前预计的复杂得多。
董守义和何振梁一进会场，就坐在了苏联委员安德烈昂诺夫身边。还没坐稳，安德烈昂诺夫就低声对他们说：“今天不要发言，昨天已经放过政治炸弹了，如果再发言将会影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
布伦戴奇首先报告各国奥委会联席会议情况。没说到三句，就提到荣高棠上次的发言，他用讽刺的语调说：“这是个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政治发言！搞体育的人是不应当过问政治的……”
听到这儿，董守义就对安德烈昂诺夫说：我应该起来驳斥布伦戴奇。可这位苏联委员却说，“你们在联席会议上放一个炸弹已经够了，要知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少数，不要再惹事，否则要吃亏的”。董守义无奈。
然而在讨论承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奥委会时，台湾的王正延却采用障眼法，间接把台湾说成是中国。对此，董守义又一次想起来反驳，但安德烈昂诺夫却说：“他并没有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不必驳斥他。”
董守义感到十分窝火，在两次准备发言受阻的情况下，决心在会要结束时表个态。这回也没和安德烈昂诺夫商量，刚想站起来，安德烈昂诺夫就朝他摇摇头，十分严肃地对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奥委会中占极少数，惹出事来对我们不利！”这下董守义不知所措了，心乱如麻。就在这时，主席宣布休会了……
听完董守义的汇报，荣高棠很不满意，甚至有些气愤。但他并没有发火。他想情况的确是较复杂，换了自己去，苏联老大哥这样反对也未必能处理恰当。何况，会前是自己叮咛董守义多征求苏联委员的态度……于是他心平气和地说：“不论在何时何地，原则问题是不应让步的。你们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发言是错误的，但也不要太难过。在这种场合谁也不容易掌握好。我是团长责任主要在我……”
回国之后，荣高棠如实写了报告上报中央，周恩来阅后提出批评：“我在代表团出国前专为防止‘两个中国’形势的出现和类似的情况给了他们指示，但仍有此失。说明事先我们在兄弟国家代表中做工作不够，解释不力，让苏委员制止而不讲话也不妥。”
使董守义和何振梁再一次感动的是，回国后荣高棠仍把过错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没有向下推。这使他们认识到荣高棠的襟怀和为人。
巴黎之行，就这样在失误与遗憾中留下了删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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