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高殿民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委员
作为一名从事了30余年体育报道的新闻记者，我经历过1979年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合法席位圆满解决时的由衷喜悦，目睹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一枪击碎金牌“零蛋”的辉煌时刻，分享过中国女排获得“五连冠”后的尽情欢乐……不过，最令我激动和难以忘怀的是新世纪的仲夏在莫斯科进行的不见硝烟的申奥决战。在这一天，公元2001年7月13日，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
诡秘的战场
经过近８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我们乘坐的波音777客机终于在莫斯科机场降落了。作为北京申奥工作团的成员、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委员，我认识的委员和从事体育报道的外国记者较多，宣传北京、争取支持、促进申办成功是我此行的主要任务。距国际奥委会的大员们投票表决还有整整６天时间，我知道这短短的６天，将是提心吊胆的６天，是惊心动魄的６天，每一天都将煎熬着我们的神经。
“我觉得现在不是探讨北京能不能获胜的问题，而是要讨论北京是在第一轮还是在第二轮胜出的问题。”７月８日，也就是我到达莫斯科后的第一天，在新闻中心碰到老朋友、英国《每日电讯》体育记者伯斯，当我们一起探讨北京此次申办的前景时，他直言对我说。这当然不是奉承话。伯斯4月份曾到北京采访，亲眼目睹了中国和北京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当初他就预言，北京申办将获成功。我随后遇到一些采访国际奥委会的“老记”们，也认为北京处于领先地位，极有可能赢得申办权。不过也有朋友提醒我，最后几天是关键之中的关键，北京千万大意不得。
这确实是肺腑之言。在最近几次的申奥表决中，就不乏“高开低走”案例，如同体育比赛中黑马爆出冷门，被看好的城市最后出人意料地落选。例如，申办１９９６年奥运会时，当年是现代奥运会１００周年纪念，人们普遍看好奥运会发祥地雅典，而最后结果却是美国城市亚特兰大。
一些好心的外国记者朋友对我说，要注意多伦多的动向。虽然许多人把７月１３日的摊牌看做是北京对巴黎的决战，但多伦多来势汹汹，大有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非多伦多莫属之势。多市申奥团选择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颇有狂野气质的酒店作为指挥部。这家由加拿大人开的酒店名为“道格·马蒂猪舍”，酒店在网上张贴的标语是“我们——就是——猪”。多伦多申奥团还在新闻中心所在地斯拉夫饭店租用了三个连成一体的宽敞房间，作为记者接待室。房间内为记者安装了外线电话并设立了随时接受电视记者采访的摄像室。
在巴黎申奥人士的眼中，北京是主要对手，只有想方设法影射、诋毁北京才能为他们拉来选票。投票前几天，巴黎街头甚至出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出的将奥林匹克五环改成了五个手铐的广告牌。尽管临近莫斯科表决前媒体揭露出巴黎奥申委负责人贝贝阿因洗钱嫌疑受到警方调查，使巴黎的申办努力受到沉重打击，但他们仍不甘心。我们在采访贝贝阿时，他把巴黎描绘成是技术上最出众而且没有任何风险的申办者。他的理由是：巴黎是最好的举办地，贸然将选票投向北京是不合适的。他还影射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佳，认为巴黎是安全的保证，把选票投向“不熟悉”的候选城市是“危险的”。巴黎市长德拉诺埃甚至别有用心地说：“不应该拿授予奥运会主办权开玩笑。”
在７月９日首先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拉开帷幕时，莫斯科笼罩在一片神秘气氛中。采访报道的记者们只能根据判断和捕风捉影制造新闻，在不经意地引导事情的发展。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德无奈地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现在处于谣言、流言、传言、极度兴奋和操纵利用之中。”
展台的较量
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看似一路大热跑出，但北京在最后阶段为争夺票源的悉心部署和公关策略，对最后以大比数胜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就拿国际奥委会允许各申办城市自我宣传的仅有一米二左右见方的申办展台来说，各城市是各显神通，为吸引委员们的光临、加深对申办城市的印象而绞尽脑汁进行布置。
执委会开始后的第二天，供委员们在会议间歇参观的申办展台在媒体一致要求下于10日有限制地对记者开放了，时间仅半个多小时。为了抓住展示北京的机会，争取媒体的支持，申办团主动出击，奥申委副主席蒋效愚和秘书长王伟在展台前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这是北京申办官员到达莫斯科后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
与其他城市的申办展台相比，北京的展台属于“豪华”型。为了布置好展台，申办团宣传组的同志们动了很多脑筋。在一米二宽、近两米高的狭小“领地”，大屏幕不断播放着北京市内的景观和现代比赛设施的镜头，题目是“新北京，新奥运”。屏幕两边挂着条幅，前边摆放着宣传品。北京展台既气派，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北京展台主要由尺寸大小不同的电视显示屏幕组合在一起，配上色彩鲜明、映有奥运会冠军图像的透明玻璃柱，让人为之耳目一新，凸现了“科技奥运”的理念。对记者开放的时间一到，北京展台先声夺人，人气最旺，仅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展台区一下子涌入近百名记者，近百家中外媒体立刻把北京展台围得水泄不通。西装革履的北京申办官员被记者团团围在中间，用英语从容回答问题。晚到的摄影记者只能在外围架起梯子，登高拍照，而其他４个城市的展台则显得冷清得多。身临其境，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景，我真正体会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展台前的首次较量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二天，代表团安排了最出色的运动员充当展台“大使”，如女排名将郎平、世界铅球金牌得主黄志红以及当时人气最旺的美国NBA中国篮球名将王治郅。他们一出现便被记者团团包围。身高214米的王治郅“鹤立鸡群”，成了记者们争相采访的对象。另一边，被逼到一角的郎平，义不容辞的做起北京申办形象大使，虽然“你觉得北京会胜吗？”这类问题被问了上百遍，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她还是一个一个耐心地回答。这番明星效应，把其他申办城市的风头都比了下去。
莫斯科不是蒙特卡洛。现在的北京毕竟不是８年前的北京。北京和中国的进步举世公认，不管对手怎样暗中诋毁，北京领先的风向看来不可逆转。在北京展台旁边，意大利体育报的资深记者莫罗对我说，据他了解，国际奥委会5名意大利委员，4人已表示投北京的票。北京获胜似乎已成定局。即使是国际奥委会的工作人员似乎也有预感，发放证件时对中国记者格外照顾。当我利用与国际奥委会工作人员比较熟悉的关系，提前向他们提出要增加一个新华社记者的名额时，没想到竟出乎意料地得到批准。就这样，新华社成了唯一一家有两名摄影记者在申办代表团现场拍摄的单位。
除利用展台开展工作外，各代表团直接面对媒体的另一机会是1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此次发布会被媒体称为北京的最后障碍之一，一些涉及敏感问题的回答很可能使北京在最后一刻“丢分”。按照抽签顺序，北京是第四个出场，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其他城市的情况。各申办城市连布置会场在内，所占用的时间只有45分钟。在此之前的三个申办城市会对记者谈些什么内容？为多了解情况，章挺权、姜瑜（外交部发言人）、康兵（《中国日报》副总编）和我在发布会开始前一个小时就赶到会场。我们选择了一处有利位置，并提前进行了分工。最先举行发布会的大阪10∶15准时开始，场内记者不足百人。此后我的手机就一直开着，随时将在场内看到的情况，大阪、多伦多等城市谈的主要内容、记者提出的主要问题等各种信息一一向团部反馈，供团部参考，以便及时调整对策。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