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1992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为作者授勋。
我给国际残奥会的主席写了封信。第二天他回信表示，不会让陈水扁的夫人当团长，也不容许她搞任何政治活动。后来，陈水扁夫人到雅典后拿着团长的登记卡换取正式身份卡时，被东道国的组织委员会告知，她只能换回一个最低档次的客人卡。她拒绝交出原登记卡，结果什么卡都没得到，连开幕式也不能参加，奥运村也未进。
据悉，陈水扁想把“中国台北奥委会”改成“台湾奥委会”以配合他的台独活动。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如果他执意这样做，面临的前景将是被国际奥委会撤销承认。因为国际奥委会已经修改了章程。过去，允许地区性组织入会，从1996年开始，只有被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的奥委会才有资格参加。所以，台湾若改名，面临的前景将是被除名。
过去我们在对抗时期对国际奥委会长期持批判态度。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我们认为国际奥委会提出的主张从总体上来讲是积极的、健康的、中性的，可以为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和相互了解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全面参加。
1980年美国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我们的承认问题解决之后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由于1979年的12月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美国总统卡特带头发起了一个强大的抵制运动，抵制1980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会。那时，尽管我们刚刚被承认可以全面参加奥运会，但考虑到整体的对外战略方针，我们没有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没有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数量达到了58个之多。
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再遇到类似的政治性抵制问题。
申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体育事业发展获得长足进步，具备了为国际体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的条件。1983年我们与日本共同发起、创办了亚洲冬季运动会。1990年在北京举办了亚洲运动会。为适应亚洲的特点，我们还创办了东亚运动会。先后两次申办2000年和2008年奥运会的工作，是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
早在1908年，国内体育界就酝酿着议论：什么时候我们派出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我国可以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我国能举办奥运会？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与国际奥委会关系十分紧张的时候，周总理与贺龙同志就多次讲：我们要有志气，我们自己就是个世界，有朝一日中国一定要举办世界性的运动会。新兴力量运动会也是在这个考虑下承办的。但是，在台湾问题没解决、中国的合法席位未恢复的情况下，我们不具备申办奥运的前提。因此，申办奥运会之事到上世纪70年代还没有提上正式议事日程。1979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日本共同社社长渡边孟次关于“中国是否有意思参加或将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问题时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台湾的资格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我们要成为奥运会的成员。我们正在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奥运会4年一次，1984、1988年都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是1988年我们也许可以承担在中国举行奥运会。”我们在亚运会的准备工作中是完全按照这个思路的。现在我们的很多场馆、场地，比如五棵松，就是当年总理和贺老总留下来的。奥林匹克公园的一大块地皮，也是当年筹办亚运会时预留出来，留给将来搞奥运会的。
亚运会闭幕式上，观众席上打出了“亚运成功，众盼奥运”的横幅。1991年2月底，中央正式批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2000年是世纪之交，又是千禧龙年，所以我们很想举办这届奥运会，它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当时有8个城市提出申办要求，除了北京以外，还有悉尼、柏林、曼彻斯特、伊斯坦布尔、巴西利亚、米兰、塔什干，竞争相当激烈。北京一开始并没有被看好，被看好的是悉尼和柏林。因为当时东、西德刚刚统一，柏林想借政治上的声势拔得头筹。澳大利亚已经连续三次申请，前两次都失败了，所以这次势在必得。但后来经过艰苦的工作，北京的呼声逐渐高涨。从奥运会的发展历史看，除了1980年苏联举办过奥运会以外，还没有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当过奥运会东道主。特别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处于低潮。我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影响还没有消除，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对我们的申办造成很多干扰，在国际上反对北京申办。1993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强烈反对让北京举办奥运会；欧洲议会在9月也通过了类似的决定，当时离最后表决只有一周时间。其他竞争国的政治领导人也出面干预，比如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就说：“选择北京是一个政治性决定，国际奥委会应该脱离政治，不要选择北京，不要让政治压倒体育理想。”西方舆论不断以人权、民主、西藏等问题对我国施加压力。有人形象地形容北京当时申办的形势，像是北京被八国联军围攻一样。
但也有好的消息传来，像美国社会各界就专门成立了支持北京申奥的委员会。秘鲁有32个议员联名写信给国际奥委会表示支持北京。好在国际奥委会标榜政治与体育无关，而且委员是个人制，可以不受政府制约。所以，我们可以抓住这样的特点开展对委员的争取工作。
我们采取的方针是“请进来，走出去”。当时国际奥委会有90多位委员，我们请了70多位来中国访问，让他们看看北京的实际情况。同时，我们又通过外交途径“走出去”，驻外使馆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自己也出去拜访。这样的工作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应该指出，北京从开始的并不被看好到后来居上，跟多年来我国对亚非拉各国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的竞争对手看到北京势头日上，情急之下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澳大利亚奥申委主席甚至想花75万英镑请英国的萨奇公关公司出版一本抨击中国人权纪录的书，并掀起一个诋毁中国人权的运动。后来因为这个做法实在太恶毒了，他们内部有人反对，澳大利亚上层也担心影响到中澳关系，才未实行。但是，他们仍在9月23日表决之前使出了“杀手锏”：9月16日，澳大利亚一家电视台发出消息，造谣说北京奥申委的一个负责人表示，如果由于美国的政治干涉原因导致北京申奥失败，中国就将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抵制”在国际体育界是最敏感的。运动员辛辛苦苦训练了8年、10年，正要到奥运会取得成绩的时候，却因为抵制而错过了黄金时期，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体育界很忌讳、反感有人拿抵制奥运会作为工具达到政治上的目的。
这条消息一发布，马上引起世界轰动。当时我正要参加执委会会议，萨马兰奇在会议开始之前给我看一则电讯，他在“何”字旁边画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我一看，就是这条所谓抵制的消息。萨马兰奇要我在会上公开中国对亚特兰大的态度，然后在当天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声明我们的态度。
我在不同的记者招待会上，前后花了三天时间才把这场风波压下去。虽然“抵制”的谣言被澄清，但北京的势头一下子就降下去了。最后，北京以两票之差与成功擦肩而过。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