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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下面这群准小姐的名单（严格匿名）可能显得动机不良，道德败坏，但比自曝隐私、哗众取宠要光明正大得多。归根到底，泄漏了隐私最倒霉的还是我自己。以后的女人们要么得逼我答应不再泄漏个人隐私，要么强迫我发出初次约会时的米兰达警告：
你有权保持沉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你的言语行为可能会出现在我下一本书里。我已经提醒过你运用自己的权利，你愿意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和我发生关系吗？
我就是这样琐屑无聊。
创办低成本杂志之前的那些约会在我记忆中都很模糊，因为“绝密报告”很理智，并不打算把我的求爱经历一直追溯到娘胎里。在我印象中，我高中时猥琐、笨拙、书呆子气，轻率、古怪、块头大，还有不值得一提的先锋感或前卫意识。有几个女孩子的确让我着迷，我也试着想约她们出来，我跳过几次慢节奏的踏板舞，过了几个没有情人的情人节，但总的说来我还是来自《早餐俱乐部》的“布琳恩”（安东尼·迈克尔·霍尔创作的人物）。
专科学校是人们确立成人身份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尝试不同的意识形态，问自己很多难以回答的问题：
柏拉图还是苏格拉底？
卡尔·马克思还是亚当·斯密？
贝蒂还是维罗尼卡？
大概就是专科学校一年级的时候我追求过两个绝顶出色的女人，她们当时都和别人有染。这自然令我痛苦失望，但也给我上了极生动的一课，使我学会了如何和我心仪的女人保持亲密。不过这一手一直没有用武之地。
1993年春天我遇见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有待确认），秋天我们频繁约会，后来证明她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有待确认），这主要是因为她和我吹了。
七年以后（有谁在乎究竟是几年呢），整个爱情经历已经扭曲变形，恍若隔世，就像透过前门的小孔回放旧事。但在当时，这是我生活中最惨痛的经历，惨痛之极，我想到了写诗。现在少不更事的“琳恩”终于痛定思痛，不再像当年那样悲哀，甚至可以笑对这一段伤心往事。但当时我痛苦得失去了理智，还一再重蹈履辙。就在1994年春天（我发誓确有其事），一个曾经跳过脱衣舞的专科学校女生似乎对我产生了兴趣。她比我大——嘻嘻，这在当时真算件大事（她二十五，我才二十岁）。大家可能认为，没有什么社交的男人5~12月期间有了艳遇应该求之不得，但我却心有余悸，读者应该能体谅我。
典型金发碧眼的脱衣舞女都没脑子，为了钱能脱得一丝不挂，可这位跳过脱衣舞的女生却不在此列，倒不是因为我愿意给她钱。我拒绝了她，因为我还心存侥幸，盼着能挽回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有待确认）的心。
这一时期约会时，我也不遗余力地分析对方（我是不是该约个跳过脱衣舞的女人？我能不能约个跳过脱衣舞的女人？一个跳过脱衣舞的女人为什么会和我约会？），我“分析得头昏脑胀”，就差为每一位未来的女友都来个问卷调查，但还是于事无补。很明显，我仍在寻觅我理想中完美的女人，所以就忘了自己还远远不够完美。
1994年秋天，真是棋逢对手，我遇到一个17岁的女孩（我21岁）。她当时上天主教学校，“不得不”穿校服。讨厌的是，长筒袜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长筒袜不能脱下来，因为一个叫“上帝”的纨绔子弟是这么规定的。我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显得我既有个性又令人退避三舍，但她最终都没法弥合我们之间的信仰分歧。
那么，我怎么会遇到一位17岁的女孩呢？我们是在游泳课上认识的。1994年夏天我开始在校外打工，同时上一些救生员必修课。这跟“海湾救生员”不一样（我想在室内游泳池上班），但我采用了的新一套健身法，哪怕当众脱掉衬衣，也没有哪个小孩会指指点点笑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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