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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挡住他步伐的各种官方的繁文缛节问题，摩西用自己习惯的直截了当的风范予以了大刀阔斧般的解决。摩西的助理们时刻待命，一旦发现任何部门的下级官员有抵制的迹象，就会奔进该部门部长的办公室。大多数市政机构在下午五点下班，周末加班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事情。但是摩西的下属们知道，当摩西需要办成某件事情的时候，加班和周末工作根本算不上什么稀罕事，市政委员们会在半夜的时候被电话叫醒。在观赏百老汇戏剧的时候，某位委员会成员会发现有人从后面敲了一下他的肩膀，接着在剧院忽隐忽现的灯光中，他会看见摩西的人的身影在剧院后面着急地向他招手。一位不愿离开座位的委员会成员在黑暗的剧院中、在自己的膝盖上签署了表格。而如果哪位委员会成员厌恶了，拒绝同意摩西的提议，他很快就能听见秘书在电话中传达说：“摩西委员亲自打来电话了！”如果某位委员会成员坚持抵制他的提议，他的秘书接到的下一个电话很可能是市长打来的。摩西可能遭受接二连三的阻挠，但他全部克服了。经过多年的、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他终于将市长、州长、州议会、评估委员会、市政厅、联邦公共道路局、州政府工程部以及整个城市官僚队伍都编入自己庞大的整体系统中。
为了获得宝贵的公路用地，摩西与纽约市里的其他控制地产的各个巨头机构：保险公司、银行、天主教堂打起了交道，似乎纽约市就是一张垄断板，交换地产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在洗牌一样简单。
罗伯特•摩西不仅解决了这些有形的问题，他还美化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一位被允许参加他的一次公路视察的记者，看到摩西在心里对这些房屋进行着重新调整，仿佛它们不过是积木罢了。一块积木是一栋三层高的工厂，摩西将它掉转过来，换个方向，又放回到原地。另一块积木是一座教堂，他将它移到了路的内侧。还有一块地是一栋六层高的公寓楼房。在从全国飞来的公路官员的敬畏目光下，摩西将它连带着里面三十五户家庭的家具等，一点一点地从快速路的路线上移到了数码开外。移动这栋楼房的成本至少与炸掉它的成本相当，还可能比炸掉它的成本要高一些。在以后的岁月里，摩西对他的选择直言不讳：“我选择移动它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说我无法移动它，我再也不想这么做了，我们弄破了一条煤气总管。那真是一项疯狂的举动。”但在回忆的时候，一丝显著的、会心的笑容爬上了摩西的面庞，那是一种充满了成就感和自豪的笑容。他身上到处洋溢着对他的建筑成就的自豪之情。在修建布鲁克林—昆斯快速路期间，摩西在这条快速路旁边的一家古老而静谧的玛格利特酒店的顶层租了一间阁楼作为办公室使用。这个办公室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它的存在，因此他可以少受电话的打扰；他可以在工作的时候俯视下面的工程。而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俯视着下面的工程，望着底下像玩具般的起重机和运土机器在一个个密集的楼房中间空地上移动，听着它们切开巨大的沟渠时发出隆隆的声响；下午的阳光将他的身影在窗口边拖得长长的，仿佛是一个巨人在望着他所铸造的巨大的道路。一位在这座老酒店里与他共事的人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摩西比从那扇窗户往下望的时候更加开心过。”
然而，最难于解决的不是工程上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问题。解决工程问题的科技系统已经得到了完善，但是在民主社会中开展大型政府工程项目的方法和机械还没有得到完善；美国的政府体系似乎故意要为难这样的政府工程的开展。
这不是巧合，正如从埃及金字塔、尼禄大火后的罗马的重建到中世纪大教堂的创立，所有伟大的政府工程都多多少少与专制政权有关。这不是巧合：世界上的大多数宏伟道路，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曾与集权统治有关。罗马在实行共和制的四百年间里几乎没有修建过主路，只有当发号施令的变成了恺撒而不再是元老院的时候，罗马的著名大路才开始涌现出来。现代的大路似乎也在等待着有能力调遣必要的工程师、建筑师和技工对之进行设计的力量的形成。更重要的是，集权政治可以更容易地忽视公民的意愿，因为它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公民。在这样的政权下，没有必要说服公民相信工程的价值；只要一个人相信它的价值就足够了。
最后一点对城市中的政府工程项目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在城市中，这样的工程需要将市民从他们的住宅中驱逐出去。即使公众在理论上同意城市需要这项政府工程，那也没有哪位公民愿意为之流离失所。人们从来不愿意自己所在的社区受到影响。新的工程最好设在别处。集权政府则可以忽视这种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伟大城市的重建，几乎都是在这样的政权下进行的。
但摩西的建筑不是在集权政权下开展的。摩西的建筑是在一种建筑必须得到由公民赋予选举的市政官员的批准体系下开展的。而且，根据该体系，快速路的最重大之处不在于方砖、灰泥和钢铁被移出它的路线，而在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市民在纽约正处于无法消除的住房危机时被逐出了自己的房屋。法雷尔和肖宾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缅甸公路象征了建筑史上典型的建筑困难。但肖宾不但精通工程问题，而且了解政治。多年后，在回忆起当他站在杰瑟普大道上凝视下面的布朗克斯选民的一栋栋房屋时的感受，他说：“我自言自语地说：‘缅甸公路的确很难，但是跟这个见鬼的工程比起来，它根本不算什么。’”
那些把家安在了摩西的城市快速路路线上的人才是所有问题中最困难的。但摩西同样解决了这个问题。民主政治没有解决修建大型城市政府工程的问题，因为摩西的解决办法就是忽视民主。声称纽约道路协调官忽视了他所建路线上的居民的评论家，将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不是摩西没有这个意愿，而是事关其他政客们的考虑容不得他这么做，摩西一直努力考虑着市民。他试图说服公寓里的居民搬出公寓，由于他们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所以无法享受政府的迁移补偿金。摩西试图说服议会为每个房间提供一百美元的搬迁费用。当他发现他们仍然不肯痛快搬走时，他甚至将几栋面积小于范威克快速路路线上的公寓楼房移出了他正在计划修建的快速路路线。但是在他的大多数路线的沿线上，并没有空地。而且，正如他的一个崇拜者鲁特斯基所说的：“他的确考虑过人的因素，但是当他的项目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会站在项目的一边。”
对于他的公路工程给人们造成的痛苦，他通常的回答是，他们的子孙们会感激他的。重要的是目的，不是手段。“不打碎鸡蛋壳，你就无法做成鸡蛋煎饼。”他在一次发言中说，“在布置一个新城市的时候，你可以在一块白布上胡乱涂上一气，加上你所有的奇思怪想。但你在一个建筑密集的城市里进行建设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准备一把屠夫用来切肉的尖刀了。”这个比喻，跟摩西的多数比喻一样，很生动，却没有表达完整。它表达了他的哲学，但是指导摩西行动的不是哲学而是感觉。他不是硬要挥舞着一把砍肉斧头，而是他喜欢挥舞这把砍肉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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