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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赚钱。摩西确保银行家的目的与自己的目的相吻合。他确保银行会从他的政府工程中有钱可赚，而且保证他们赚的是容易的钱、安全的钱。收购债券成了这个联盟的钥匙。银行需要官方机构发行的债券。当一向冷漠的银行行长们邀请摩西在他们的私人餐厅共进午餐时，曾经花费数周时间在华尔街吆喝叫卖哈得逊大桥债券的麦迪艮震呆了，直到曼哈顿银行行长贝克在吃甜品时不经意发表了一番言论才点醒梦中人：“你知道，我们虽然有钱，却派不上什么好用场。”他立刻就明白了。从贝克的午餐会回来后，他告诉摩西说，银行家请求最大限度地买进下一轮三区大桥债券，而且补充说摩西再也不用毕恭毕敬地去拜见银行家们了。从现在起，银行家们该来拜见他了。这其实不过就是供求关系，三区大桥债券的求远大于供。
在银行所能进行的所有合法投资中，公共机构债券的诱惑力是最大的。在选择投资项目的时候，银行有三个目标：保证他们资金的安全、利用该笔资金赚取最大利润，以及保住已经赚取的利润。在战后的美国，保住利润的途径之一是免税。
公司债券要依赖于公司的效益，要比桥梁通行费的风险大得多。它们的收益更高一些，但银行必须将一般盈利作为税款上交给政府，因此银行从公司债券中的收益，用保住的利润来衡量的话，就相当少了。所以跟公司债券相比，免税的官方机构债券不但具备较高的安全系数，而且具备更高的回报率。
“你知道，三区大桥债券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高质量的工具。”桑德斯说，“相当于公司债券，却没有政府的干扰。做这行，你要不断地比较收益和安全系数。任何投资经理都会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收益，摩西的债券是所有税后债券中收益最高的。”高于任何安全投资的收益、甚至高于大多数风险投资和个人贷款的收益，官方机构的债券是银行所能进行的最佳投资了。在所有公共机构的债券中，再也没有哪种债券比三区大桥债券更具有吸引力了，这种吸引力是摩西故意创造的。
摩西利用银行家们购买三区大桥债券的胃口，而对他们另有要求：他需要他们发动他们所有的影响力来迫使在职官员批准他的政府工程项目提案，对这些提案的批准就是银行买进三区大桥债券的保证。因此尽管三区大桥的现行收入对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已经绰绰有余了，三区大桥部每年的收支都有大量盈余，摩西还向他们提供更多的保证：通过不可撤销的盟约，保证在没有债券持有人的同意下，永远不得取消对通行车的收费，而且通过同样不可撤销的三区大桥垄断，保证他们可以分享未来跨水通道的通行车费。他保持着巨大的现金储备。三区大桥部债券是市场上最好的债券。华尔街的投资家们可能相信一切债券都是赌博，但罗伯特•摩西的债券理所当然是最安全的。
摩西的声望也为这种安全性另加了一份筹码。华尔街的投资家们都相信摩西会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利益。“我们都知道，”一位银行家说，“摩西会为他的债券持有人而战的。”
除了资金安全，摩西还向银行家们提供了更多的保证。由于这些债券的免税特点，他们的投资已经有了高回报的保证；但是摩西仍然期望向银行家们提供更高的回报率。他的债券的利率已经远远高过了它所需要的用来吸引买家的利率。这样的高利率，单是在一项债券，即为维拉扎诺—纳罗斯大桥的集资而发行的债券的周期内，债券持有人所收到的资金回报将比他们预期的数额多令人难以置信的4000万美元。
得到优待的银行将不必经年等待才能从摩西的债券中赚钱，他可能让他们在一天之内就赚到这笔利润。银行通过一种承购的手续可以迅速盈利，他们同意从发行代理那里购买债券，然后再有望将那些他们自己无法保留的债券以高价抛出。就三区大桥债券来说，有望是一个不精确的术语。不管市场如何变幻莫测，每一批战后的三区大桥债券都在承购银行对外抛售的二十四小时内销售一空，还有很多叫嚷着的买家空手而归。因此，就三区大桥债券来说，承购银行的风险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
被选为三区大桥存款的银行同样也会获得丰厚的利润。摩西同意预留出4500万美元作为一项五年期的利息储备，实际上等于同意将4500万美元存入了银行。银行无须支付利息，而且，银行还可以将这笔资金贷出，收取利息。
当然，摩西对银行的这些慷慨支出的资金来源只有一个：汽车车主的口袋。债券持有人收到了数以千万计美元的额外利息，司机们就必须支付数以千万计的额外通行费。摩西所关心的不是公众的腰包，他关心的是将从公众腰包里攫取来的通行费纳入银行，以促使幕后的官僚们批准他的本来可能被否决的某项政府工程提案。公开的投标将使这个目的化为泡影。如果这些银行家知道该工程在被批准后，他们的银行还将与其他银行竞争购买该工程的债券，并且还可能被击败，他们就不会那么卖力地施加他们的影响力了。他们只有在得知只要这项工程被批准，他们就将从中获利的情况下才愿意出全力。摩西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他在公共机构法中加进了一项条款，允许三区大桥部通过公开销售和秘密安置两种途径来销售债券；当然了，他总是选择秘密安置的途径——与各家银行之间的秘密安置。由于这种秘密安置的目的在于为他的提案寻找支持，他的首选银行是那些能够为之提供最大支持的银行。
被罗伯特•摩西纳入自己旗下的势力还不仅只有穿着灰色制服的银行家们而已，他的大军中还有带着头盔作业的蓝领工人们。二战后，工会在纽约的权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他们的百余万成员形成了民主党的公众支持基石，他们对竞选所作的贡献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银行隐藏了自己的权力，那么工会则在炫耀自己的权力；任何想当选的民主党候选人都对瓦格纳说的被多次重复的经典语句进行了一番吟咏：“这是一个良好的、杰出的工会城市，只要我还在市长的位置上坐着，我就将竭力维持这种现状。”
在摩西运转的领域里，主要的两位工会人物阿森德尔和布拉南姆（即后来尼克松总统的工会秘书长）拥有着影响官场的相当大的权力。他们曾被邀请到罗德岛享用午餐，从摩西那里感受了他的亲近、奉承而优雅的魅力。阿森德尔和布拉南姆很快发现摩西的合同中没有了对令人厌烦的大力雇用本地劳工的坚持；那项条款通常会成为纽约市劳工合同的一条雇用条件，虽然这个条件通常可以被规避掉，却仍然令人厌烦。而且，他们还发现了一项更为根本的利益属性：使建筑工人的渴望得到满足的唯一事物也驱使着摩西的渴望。
战后，建筑行业的报酬很喜人。但是只有在有工作的时候，建筑工人才能拿到报酬。而要工人有工作，就需要有很多建筑工程。当没有工作的时候，建筑工人便开始埋怨他们的工会官员了。当很长时间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寻找新的工会官员了。大型政府工程的建筑，一座吊桥或一条公路，将需要数百名工人相当一段时间的劳动付出；维拉扎诺—纳罗斯大桥只是桥身，不包括两边的上下桥辅路——就为一千二百名工人提供了五年的工作量。而且，凭借他们的政治力量，工会领导们可以对这些公共建筑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工会领导们总是不断地要求安排新的政府工程。市政府无法开展那样规模的工程，州政府也没有那个财力。市政府或州政府已经决定开展的项目则不断被推迟。
只有摩西拥有修建预期规模的工程项目的财政资源。阿森德尔和布拉南姆知道，作为纽约市建筑协调官，摩西控制着流入纽约市的联邦资金流，而且拥有着相当大的权力，纽约市的大部分项目都需要他的同意。阿森德尔和布拉南姆在罗伯特•摩西身上发现了一个理解真正重要的事物的人。当阿森德尔被问及他对摩西的看法以及他对于这个城市的二十五万蓝领工人的意义时，他说：“但愿他年轻七十岁！我们需要他！有了他，事情就会办成，而我们将从中受益。”
因此，阿森德尔和布拉南姆的权力成了供摩西调遣的工具。而他则像往常一样，对这种权力加以了精明的利用。
摩西的阵营中不但有教会主教，而且还有城市商业大亨。摩西确保了这些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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