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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摩西也无法将穿着裙子的妇女城市协会成员称做激进分子，它的成员包括一些数十年来一直为人们争取更好的住房条件而奔走的妇女们。她们对纽约的现状忧心忡忡，因为在摩西的住房事业进程中，重置工作不是由市政府，而是由一个私人房地产公司来进行的。这个协会决定去做那个媒体、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市政组织从未做过的事情，对一处工地现场进行详细的现场调查。这个协会的年轻妇女们所发现的东西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描述的：曼哈顿中城看上去好像是二战结束时被轰炸过的柏林的横截面一样，场地上还立着几座出租房，周围则点缀着方砖、灰泥和碎石。清理工和推土机司机们在繁忙地作业。而在这些建筑的残骸、这些楼房的外壳里还住着人家。对这些人进行走访，对这些妇女们来说是一项令人身心俱疲的经历。布莱克夫人回忆说，当她打开一栋出租楼房大门的时候，听见街上的一个人着急地喊道：“别进去，女士！那里不安全！”
居住在曼哈顿中城废墟中的人们给妇女城市协会的这些善良的妇女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让她们学到了她们在课本中不曾学到的东西。在她们的课本中，贫民区就是污垢和恶劣居住环境的同义词。布莱克夫人回忆说：“让我吃惊的是，我们所进入的大部分家庭都保持得很好、很干净。”一次又一次地，这些城市协会的志愿者们会走过肮脏的街道，走上肮脏的台阶，走进肮脏的走廊，然后敲开一套公寓的大门，而当那套公寓的大门打开的时候，那张向外张望的脸庞后面则是一间整齐而干净的房间。“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这些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努力把自己的家装扮得很体面，对居住在贫民区里的居民来说，贫民区就是他们的家园。”
这些住在即将被罗伯特•摩西拆除的建筑中的人们并非只是出于权宜之计才居住在这里的。这些妇女城市协会的成员们坐在那里，倾听着一户又一户的家庭述说自从这些建筑建成以来，他们就住在里面了，一住就是三四十年。这个地区的人们都彼此认识，店主们会对街上的顾客们打招呼。这个地区仍然是一个安定而友好的社区。“大多数家庭似乎对该社区里的设施都很满意，这些设施包括良好的公交和地铁交通，良好的购物场所，距离城市中心的便利。”对于那些居住在那里、努力给子女一个体面的成长环境的家庭来说，最重要的是那里的房租很低廉。她们明白，这些城市中的穷人是无助的，这些人别无选择。被采访的大多数家庭，在对他们的社区充满留恋的同时，并没有自欺欺人地觉得它是一个理想的社区。他们住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当志愿者们发现摩西是怎么援助这些人的时候，变得义愤填膺起来。
摩西曾经声明说，被驱逐的家庭如果想入住建在这个工地上的新公寓，他们在申请时享有优先权。而在现实中，布莱克夫人得知，他们被怂恿放弃申请。在曼哈顿中城工地上的多数居民离开之前，这个工地上的所有居民的申请都被驳回了。
摩西的周密谨慎其实是不必要的。被驱逐的家庭原来每个房间的房租只有十美元。曼哈顿中城的房租按照摩西的数据是每个房间三十四美元，即使是一套小型三室公寓，其月租也要一百美元。被采访的四百户家庭中，只有一户家庭表示他们有能力支付每月一百美元的租金。被移置的家庭甚至无法想象申请入住这些引起他们移置的新住房的可能性。
很少有人住进政府廉租公寓。摩西曾经声明说，被移置的家庭在这种住房上享有优先权。然而，由于摩西所建造的政府廉租公寓对大家庭和无子女家庭缺乏考虑，根本无法满足这些被迫搬迁的住户的需求。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五十户家庭如愿以偿。
摩西曾经承诺提供专门咨询服务，在这些被迫搬迁的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向他们在全市范围内提供体面、安全而卫生的住处以及财政援助，至少提供搬家费和一个月的房租，以确保他们顺利入住新的住宅；摩西曾经声明说，为了打消所有人的顾虑，这些家庭尽可以放心：他们将在重新安置过程中得到援助，每个家庭的愿望都将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些家庭在实际上收到的搬迁通知内容却简略了许多。这项通知不是被投递到他们的信箱中，而是被张贴在了他们的楼房的入口处。通知上写着：这栋楼房的拆除工作即将开始。租户必须全部搬迁。更多详情，请致电重置办公室，或前往西第一百街公司本部。当他们致电，或亲自来到这个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却发现那里根本没有什么专门接待和咨询服务。他们找不到任何关于寻找公寓的信息。
除了那些极为鲜见的特例外，这些赤贫的人们甚至无法获得被迫搬迁费用的偿付。他们不但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而且还要为这种无奈的搬迁自掏腰包。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居民得到的只有一条建议：滚出去，快点滚出去。
如果说这些志愿者中还有人对这种仇恨和痛苦的真实性有所怀疑的话，她们的怀疑也随着她们的下一步举措而消失了；她们的下一步举措是：调查已经被迫搬迁居民现在的处境。这项调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开发商拒绝同她们交谈，重置办公室也拒绝同她们交谈；就连市政府的房产局主管、代表市政府负责监督开发商和重置公司履行市政府曾经向租户做过提供体面、安全而卫生的住处的承诺的官员也在数周时间里，一直拒绝接受她们的访问。而当他终于同意接见她们，听她们问起租户的下落时，他却说他不知道。
她们却进行了核实。四百户租户中的五十户已经入住了政府廉租公寓，这些幸运者绝望般地怀念他们原来社区里的朋友们，正如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所说：“如果他们没有拆除我的房子，我将十分乐意搬回去，即使我要自己烧热水，自己取暖。”其他人的下落则很难寻找了。一些人故意没有留下新地址，目的是为了避免债主和房东讨要房租，或者因为他们害怕司法或政府机构的干预；其他人没有留下地址是因为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甚至不具备这个生存的基本常识，不晓得他们应该将新地址留给邮局，而是留给了邻居或物业主管，这些人后来也搬走了。这个协会的志愿者们努力寻找他们的下落。试过所有可行的搜索方法后，他们只找到了一百六十七户家庭的新地址。这些家庭可能是这四百户家庭中条件最好的家庭了。但是即使在这些家庭中间，也存在着一些耐人寻味的隐情。
看到这些可能是被迫搬迁家庭中过得最好的家庭的现状后，志愿者们能够想象出其他家庭的状况。他们能够想象出他们必定蜷缩在地下室里，必定拥挤在车厢式住宅单元里，必定忍受着常年与友人分别的孤独。这些志愿者们发现，生活最为艰苦的还不是搬到哈勒姆的租户，而是实在找不到住处而被迫搬进现场工地上的其他公寓楼里，搬进工地上的公寓残骸里的人们。摩西的值得信赖的开发商对这些租户做了多次移置，将他们从一栋即将被拆除的楼房里扔到另一栋距离拆除还有一段时间的楼房里，然后在那栋楼房即将被拆除的时候，再将他们移到另一栋楼房里，每次搬迁都要向他们征收更高的房租。妇女城市协会的志愿者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重置策略对纽约市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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