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战争》 第二部分
《资本战争》百万股股票

    百万股股票

    股价走高的华尔街

    他的这个预言到底有多正确，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就显示了出来。单单是在德国、英国和美国就有2500万名工人和雇员失业。然而事情还没有到这种地步，各地的人们都在拼命地试图重新回到美好的年代。胡佛总统在华盛顿宣布说，危机是根本谈不上的。他给工业巨头们施压，不让他们降低工资和由此来维持工人们的购买力。亨利•福特（Henry Ford）也把福特汽车厂里的计时工资的每小时工资额示范性地提高了几美分。股东们的收益也不应该减少，美国钢铁公司甚至还为他们支付了额外的股利。为了支持经济活动，美国政府还动用公共基金建成了一批建设项目。各种不同的措施并不是没有效果的，因为1930年初，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一些乐观主义者也产生了新的希望。连股市也重新获得了失去的优势并弥补了在之前所遭受的损失。

    这时曾得到许多人钦佩的“救市基金”认为是时候再次抛售在行情下跌时期购买的股票了。已变得谨慎的银行家是否已经预见到了行市会继续暴跌和想挽救自己投入股市的资金，或者他们是否实际上并不认为有必要去支持股价，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救市基金”在进行了一些抛售行动以后净赚了100万美元。就在银行家获得收益和工业又出现明显的衰退迹象的时候，华尔街又发生了行市暴跌。同时并不乐观的建筑业经济发展趋向也使整个美国经济出现萎缩。在繁荣时期开始施工建设的摩天大楼这时也无法建成了。这使得已投入的资金被彻底荒废。而且在许多地方都缺少继续建造的资金。在纽约，许多建设公司的老板都发觉他们也卷入了这场危机。当著名的帝国大厦落成的时候，有一半以上的办公室里都是空无一人。

    这种发展趋势对于德国来说决不是无关紧要的。1930年底，尽管扣除了一部分，但提供给德国债务人的短期贷款还是达到了约150亿马克。在危机时期，债权人本来就过分谨慎，在出现一点危险征兆时他们也会撤走他们的钱，而德国的国内政策却为他们的这种谨慎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理由。这也适用于为德国机构提供短期贷款的美国信贷机构。这时也不能再延长这些贷款的期限了，这也就突然产生了庞大的额外的资金需要量。德国政府也被迫通过提高利息来阻止货币留向国外。

    德国民选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在未得到议会多数的情况下尝试着贯彻这项通货紧缩政策，这在200万失业者那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骚乱。出于对几年前经历的通货膨胀的恐惧，国家削减了政府支出和提高了税率。不久后这些举措就取得了成果，1930年底，失业人数就下降至300万。此外，9月份进行的选举也给左翼和右翼极端主义者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跟以前的66名极端主义者相比，这时在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中已有184名国社党党员和共产党党员。而这一切并没有让外国平静下来，来自纽约和伦敦的撤消贷款通知越来越频繁地到达德国。

    然而这并不只是德国的命运，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不被损害，各地的银行也都在抽回其在国外的贷款。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那么国际金融界的事态也就越来越严峻，最薄弱的环节必然最先瓦解。1930年底，巴黎的乌斯特里银行和投机者Albert Oustric创建的公司宣布破产。Oustric的破产很快就变成了连政府也卷入进来的丑闻。巴黎的银行匆忙撤回在伦敦的存款，而伦敦又向柏林发出了取消贷款通知。金融巨头们也在股市上遭遇了曾在两年前的“黑色星期五”经历的大崩盘。德国的银行体系在1931年特别不稳定，大银行为支持股票价格而大举买回了它们自己的股票。1931年夏天，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Danat-Bank）已经拥有了百分之四十七的股本，一些商业银行和私营银行的职员们甚至买回了百分之四十九的本银行的股票。

    银行购回自己的股票必然会用掉一部分流动资金。流动资金外流会对银行——特别是在自由资本抵偿微弱的时期——造成沉重的打击。这种回购股票的行为在危机时期随时会危及信贷业务和继续吞噬一部分自有资本抵偿。把巨额贷款投在了羊毛精梳工场的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的处境看起来特别阴暗。德国北部的这家羊毛精梳工场又把这些钱投在了期待原毛价格上涨的投机活动中，但是羊毛价格并没有上涨，而是开始快速下跌。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的贷款有无法被收回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