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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的生活在1964年的夏天发生了转变。当时他在新墨西哥州州立大学工作的资助到期了，而这所大学数学系似乎被一群理论分子所掌控。于是索普开始寻找新的工作。当时加利福尼亚大学在奥兰治的欧文新设了一个校区。索普和妻子维维安对南加州印象都很好，所以他就在那里参加了面试，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并欣然接受了。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校区工作的第一天，索普无意中向计算机科学系的主任朱利安·费尔德曼提到自己对权证很感兴趣。费尔德曼回答说：“哦，我们这里也有一个人对权证很有研究。”
他提到的是一名经济学家，西恩·卡索夫。卡索夫在哥伦比亚大学作博士论文的时候，研究的就是如何确定权证的合理价格。虽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明确答案，但他对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十分清楚，而且他已经在交易权证了。
费尔德曼向卡索夫介绍了索普。他们决定就这个课题举行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当时没有学生参加这个研讨会，只有索普和卡索夫每周碰面讨论如何才能致富。
索普也开始做权证交易了。如其所愿，他发明的对冲体系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到1967年，索普将他的资金从刚开始的4万美金炒到了10万美金。
当然，索普的这个避险体系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当时的权证比较少，市场流动性很差，如果有人一下子卖空了很多权证，在他需要的时候却可能很难买回来。交易本身的“人为”需求也会推动权证的价格上涨。这对于索普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他当时认定的权证会越来越便宜。
得尔塔套期保值体系只能帮助交易者股票价格在微小波动时获得保护。如果股票价格发生巨大的振荡，就必须将股票和权证买入或卖出来进行重新调整。这就意味着交易者必须密切地关注股票和权证的价格。
有些时候，一些公司可能会改变行使权证的期限，这对交易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由于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是每一笔权证交易都能获利。不同于许多年轻的交易者，索普非常清楚赌徒输光的理念。他能够估算获利的概率，并使用凯利公式来确定自己不会在任何一笔交易中投资过多。
1965年底，索普申请加利福尼亚欧文校区的全职教授工作时，写信给申农，请申农为他写推荐信。在信中，索普提到：
“在经历过几次失败之后，我终于能够在股市中得心应手了。针对股市的一‘小’部分，我设计出了一套完整的数学模型。通过这个模型，我可以证明预期回报率能够达到每年33%，并且对模型的经验推理多种多样，范围极广大大超过那些对此怀疑的人们所说的范围。过去的记录对33%这个数字本身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假设我每年调整一次投资组合，通过对投资组合的持续关注，我每年的净投资回报率可以超过50%。但是由于具体的细节我还没有完成，所以目前还只能做到一个较低的回报率。在过去的几个月我把我所拥有的微薄的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进行了投资。我们曾经设定了实验性的最初目标，即每两年资金翻一倍。现在看来，我们离实现目标已经不远了。”
也许33%的数字听起来有些乐观，但是索普一直在争取更大的投资回报。在这封信的空白处，他画了一个箭头，指向短语“股票市场”并且添加了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一直进攻市场？你做的怎么样？”
保罗·萨缪尔森提出的新词“PQ”指的是业绩商数（PerformanceQuotient）与智商IQ（IntelligenceQutient）类似，业绩商数是用来衡量投资经理的能力的，PQ=100属于正常能力。问题是，有没有人的PQ超过100？
萨缪尔森的理论指出，如果这样的人的确存在，那么他们可能也会像隐身人一样。在投资银行或“福特基金”这样的地方，你不会看到他们。“他们的智商太高了，不会为这样的机构工作。”萨缪尔森指出，“就像任何比赛中的刺探消息者，他们会和那些有财力的人以一定的价格分享消息或者他们的天赋而这些人大部分都能从中受益。
萨缪尔森得出结论说，高PQ的人是秘密操作的，他们用自己或朋友的资金运作。他们会保留自己的“操作体系”，否则，市场会迅速仿效他们的行为，从而使他们的体系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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