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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申农的信息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应用就是凭借着晶体管的力量最终付诸实施的。申农是在1947年末到1948年初了解到晶体管的。贝尔实验室是在1948年6月30日宣布晶体管的发明的，当时申农关于信息论的经典学术论文刚刚面世。
1948年，申农在贝尔实验室技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当时，这篇名为“通讯传播的数学理论”的论文惊动了很多人。1948年申农正值32岁，关于这篇论文的相关工作大部分都是在1939年至1943年期间完成的，由于申农习惯一个人进行研究工作，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
就这样，在取得了如此重要的科研成果之后，申农却一直将其束之高阁。后来当申农在贝尔实验室的同事们慢慢发现了这项成果之后，大家对克劳德·申农的做法都非常吃惊。于是，申农的朋友们开始督促他将这项理论公之于众。在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申农总会抱怨这篇论文写得非常辛苦，他认为自己进行这项研究的目的完全是出于好奇，并非出于对高科技和个人事业的追求渴望。
1948年在申农的个人生活中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申农经常到约翰·皮尔斯的实验室去聊天，皮尔斯当时正在研究雷达，工作之余非常热衷科幻小说。这样，申农结识了皮尔斯的助手玛丽·伊莉莎白·莫尔，大家都叫她贝蒂。当时贝蒂的工作是使用老式计算机协助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进行数学运算，有时也会在贝尔实验室的车间操作机床制作模型。贝蒂非常聪明，动手能力很强，人长得也漂亮。当时贝尔实验室只有三名女员工，后来贝蒂曾回忆说：“一个结婚了，另一个已经奔六十岁了。”就这样，申农和贝蒂日久生情，两人于1948年12月开始约会，翌年3月27日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从1956年春天开始，申农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当时只是一项短期安排。根据申农在贝尔实验室的朋友约翰·雷奥丹的说法，当时让申农在麻省理工学院授课是为了给他充足的时间来撰写一部关于信息论的著作，当然这个目的当时很少有人知道。
申农在给他在贝尔实验室的老板亨德里克·巴德的信中曾写道：“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非常愉快，虽然这个学期工作很繁重，但一切都非常顺利。开始我以为班里只有八九个高年级学生，可后来一开课才发现竟然有４０人之多，其中有些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还有些人是从哈佛大学过来听课的……”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没几个月，申农就给亨德里克·巴德写了封信，要求辞职。原因是申农和贝蒂非常喜欢剑桥地区的学术氛围以及附近新泽西州的郊区生活，所以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做教授。他在给巴德的信中这样解释：“从国外来的客人在贝尔实验室只会逗留一天，但在麻省理工学院却会流连半年之久。这样我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和他们深入地交流各自的见解。在权衡贝尔实验室和麻省理工学院各方面的利弊之后，我发现二者不相上下，但是，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１５年之后，我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工作的激情，所以我打算换个环境，希望新同事们能给我带来灵感。”
与大多数人所想的相反，当时是申农主动向麻省理工学院提出要求希望留下来任教的。工资待遇当然不是问题。当时贝尔实验室为了挽留申农曾提出加薪，但遭到了申农的拒绝（直到1972年，克劳德·申农和贝尔实验室之间一直保持合作关系）。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之初，申农的年薪是1.7万美元。
申农虽然喜欢麻省理工学院这个新环境带来的激励，但也并非对其全盘接纳，他仍然保持了自己独来独往的工作作风。但是即便如此，申农仍然发现自己之前低估了大学生活以及附近市井的喧嚣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构成的不良影响。罗伯特·法诺在回忆那段时间时曾评论道：“申农似乎从麻省理工学院里消失了，他很少与人接触。”
申农在麻省理工学院只负责为数不多的几名博士研究生的教学指导工作。而且，学生们常常要到申农家中登门求教。根据一个叫威廉·苏瑟兰的学生回忆，他们有时会碰到申农练习双簧管。贝蒂回忆说：“克劳德·申农不论什么时候，想睡就睡，”而且申农经常在餐桌前一坐几个小时思考事情。
而且，来到麻省理工学院之后，申农几乎停止了发表任何论文和著作。不仅他自己打算写的那部书没有完成，而且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存档，在此期间他的论文也少得可怜，只有几篇关于信息论项目的草稿。
马文·明斯基是最早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之一。他当时曾向申农提议放弃继续对信息论进行研究，因为经过多年的探索信息论已经没有再进行深入研究的余地了。但是，申农早期研究成果的独立完善性仍然不可小觑。法诺曾提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只要有信息论研究人员向申农提出某个关于信息论的最新问题，总会发现克劳德·申农不但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而且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他的解决方案尚未发表，几乎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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