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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大众媒体开始认识到申农理论的重要意义。当时美国的“财富”杂志把申农的信息论评价为“全人类最引以为自豪、举世无双的一项伟大的科学理论”，并预言信息论将“迅速而深刻地改变人类对世界的看法”。
事实上，信息论这个提法听起来就给人一种包罗万象的感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又把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研究全都纳入了信息论的范畴（虽然申农对上述的几个领域都非常感兴趣，但他却认为不应将其归入信息论的范畴）。当时的思想家们凭着直觉已经预感到了一场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大众媒体为主导的文化变革的来临。
在1949年，一本名为《通讯的数学理论》的书中再次刊登了申农的那篇论文，这本书的前言这样写道：“通讯这个词将以最广泛的定义被使用在这本书中。在提到通讯时，我们指一切信息传输和交流的过程。在这里，通讯不光指书面和口头的交流，同时还包括音乐，平面艺术、戏剧、芭蕾舞以及人类的所有行为。这本书的前言的作者就是申农以前的雇主华伦·魏佛。在这篇文章中，华伦·魏佛把信息论归纳进了人文科学的领域，虽然这样做是否正确仍然值得商榷。
在申农的影响之下，研究传媒理论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体》一书中首先使用了“信息时代”的提法。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麦克卢汉的预言得到了应验。“信息时代”这个提法简洁地概括了电子媒体（以及当时的模拟媒体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但是，当时的麦克卢汉一定没有想到申农的信息论竟然能带来如此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论一经提出，就在各个领域得到了积极的应用，包括语义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量子物理学、文艺评论、园林设计、音乐、视觉艺术、甚至宗教领域（1949年，通过约翰·皮尔斯的介绍，申农曾和科幻小说作家罗恩·贺伯特写信进行了一些交流讨论。当时罗恩·贺伯特刚刚提出了所谓的“戴尼提心灵改善技术”，于是申农就介绍他和研究神经生理学的华伦·麦库洛奇认识。直到今天，贺伯特创立的山达基科学教派在经文中以及因特网网站上还经常提到申农的名字和信息论的相关术语。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说过：“要想发财，就去创立宗教”。贺伯特创立山达基科学教派也许就是这个初衷）。
在提出信息论之后，申农只是利用信息论的定律对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一书进行了一些漫不经心的分析。他的妻子贝蒂曾和皮尔斯合作写了世界上最早的几首“计算机音乐”。此外，还有几个研究信息论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比利·克洛维，曾经和当时纽约的一些先锋艺术家进行了一些合作，其中有约翰·凯奇、罗伯特·劳森伯格、白南尊、安迪·沃霍尔、大卫·图德，还有几个住在贝尔实验室曼哈顿分部附近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中很多人都对申农有所了解，至少听说过他的名字，有些艺术家对信息论的主要观点还有所研究。对于约翰·凯奇和罗伯特·劳森伯格这样致力于探索极简主义的艺术家来说，信息论似乎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虽然当时没人能说清楚这种不同寻常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不久，申农开始觉得人们对信息论的宣传有些夸大其词。于是在一篇1956年发表的社论文章中，克劳德·申农指出很多人利用信息论“赶潮流”。申农认为，当时很多人对信息论缺乏深入了解，但却利用信息论这个概念大做文章，夸大了信息论与很多与之毫不相干的学科之间的联系。其他学者，如诺伯特·维勒和彼得·埃利亚斯，对申农的观点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彼得·埃利亚斯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呼吁禁止发表《信息论、光合作用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之类的论文。
对于申农、诺伯特·维勒和彼得·埃利亚斯来说，信息论和其他领域的关系远远没有麦克卢汉声称的那么广泛。但是，如果说到信息论和通讯以外的其他领域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当时有位名叫约翰·凯利的物理学家在一篇论文中就对此进行了证明，这篇论文的标题是《信息论与赌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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