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十七 与韦莲司谈“容忍”

    前，胡适“第一次访女生宿舍”，有文章认为那个女生就是韦莲司，但并没有出示证据，不足信也。至于我，认为不是。证据是，韦莲司是康乃耳大学地质学教授的女儿，而女儿本人并不是康大学生，她在纽约学美术，回康大等于是回家。既回家并无住女生宿舍之理，除了其他事。十多天后，在绮色佳的一个教堂观看婚礼，应该是胡适和韦莲司的较早接触。以后两人见面，不是韦莲司回绮色佳，就是胡适去纽约，当然以前者居多。胡韦的接触，多在精神层面，两人很喜欢就问题交流。

    在胡适眼中的韦莲司，自是“读书甚多，极能思想”，言语之中，常出见识。比如有一次，胡适夸示中国人从来不拒绝新思想，像达尔文的《天演论》，西方守旧者对它的攻击，半个世纪都没有停止过。而它东来之后，即“风靡吾国，无有拒者”。不但如此，像“天择”“竞存”等名词还成为流行一时的口头禅（胡适自己的名字就是一个证据）。这本是胡适的得意处，但韦莲司打断了他的话：“此亦未必为中国士夫之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而必经几许实验证据辩难，而后成为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动听，便成圭臬。”因此，在韦氏看来，“西方之不轻受新思想也，未必是其短处；东方之轻受之也，未必是其长处也。” 书读至此，便无法下去。韦莲司一介女子，何等眼光！胡适一次和康大法学助教谈中西婚姻，对方谓“此邦女子智识程度殊不甚高，即以大学女生而论，其真能有高尚智识，谈辩时能启发心思者，真不可多得。”胡适何其幸也！但看到胡适在一旁大加认同，说什么“此甚中肯。今之昌言‘物竞天择’者，有几人能真知进化论之科学的根据耶？”不禁大摇其头。韦莲司固然中“肯”，但胡适却未知“綮”在何处。此刻韦氏揭破的问题不是懂不懂进化论，而是海运以来国人对外来思想的照单全收而无从择取。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一味趋新，凡新即好，从现代到后现代，紧赶不迭，只要太平洋那边打个喷嚏，这边立刻就感冒。韦莲司一个“轻受”，实在是点中了我们的痒穴。“五四”便是一典型的“轻受”的时代，还不谈“误读”。倒是后来国门关闭，大家“轻受”不得，转而变成了集体“迷信”。待1980国门重开，故态复萌，又是一轮让人眼花缭乱的“轻受”。至今，我们走出了这个“轻受”的时代了吗？

    这个韦莲司不仅有自己的思想见识，更特别的，是她在做人行事上与众不同的“洒落不羁”。韦氏出生富家，但不自修饰。欧美妇女习于打扮，她的衣服却“数年不易”，头上的草帽早已破损，然“戴之如故”。头发修长，难以服侍，干脆自行剪去，“仅留二三寸许”。“蓬首一二年”，“行道中，每为行人指目”，不自以为意。韦莲司的母亲和姐姐不止一次地数落她，却也拿她没办法（其实韦氏是典型的“现代派”）。胡适和她打趣，说：昔约翰弥尔有言，今人鲜敢为狂狷之行者，此真今世隐患也。遂又紧忙解释：狂乃美德，非病态也。显然，胡适是用中国古典语言去翻译密尔了，在孔子那里，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韦氏当是狂而不狷。韦莲司回答胡适：“若有意为狂，其狂亦不足取”。这一天是星期六，胡适与韦莲司出游，两人循湖滨行，天气晴好，落叶满径，“是日共行三小时之久，以且行且谈，故不觉日之晚也。”

    十多天后，韦莲司向胡适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我的见解与家人父母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是容忍迁就以求相安，还是我行我素，各行其是，以至决裂也不在乎呢？显然，韦莲司的作派是不为家人认同的，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她想听听胡适的意见。

    容忍（即宽容）是胡适一生多所关注的问题，而且越至老境越推崇容忍，遂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格言，虽然此语出自他的老师。但，“容忍”之成为胡适思想谱系中的一个坐标，越往后越多染有政治哲学的义函。这次，在韦莲司的问题面前，是胡适第一次对容忍发表意见，它是私人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具有伦理学的意义。

    首先，胡适自认是东方人，他谈了东方人对容忍的理解。在他举的例子中，有一个叫毛义的古人，“有母在，受征辟，捧檄而喜”，其喜也，因母之故。母亲去世后，即弃官，“义本不欲仕，乃为母屈耳”。胡适把它称为“为人的容忍”（Altruistic Toleration）。另外，对于父母的信仰，虽然自己不以为然，但“不忍拂爱之者之意，则容忍迁就，甘心为爱我者屈”。因为父母老了，一旦失去自己长期以来的信仰，即如同失去依归，那会很痛苦。这样的容忍也就是“为人的容忍”。这里，胡适的两个容忍其实就是一个字“屈”。

    但习染东方文化传统的胡适毕竟也非常喜欢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个人本位”和个性张扬在美国的胡适无疑感同身受。他引西方近世之说：“凡百责任，以对一己之责任为先。……吾所谓是，则是之，则笃信而力行之，不可为人屈。真理一而已，不容调护迁就，何可为他人之故而强信所不信，强行所不欲行乎？此‘不容忍’之说也。”到这里，可以看到，胡适至少是自相矛盾的。为真理而不迁就的这个“真理”和以上为所爱而迁就的“信仰”其实一个性质，而以上毛义违心做官也就是这里胡适所不赞同的“强行所不欲行”。但下面胡适开始拔高，这种不容忍“亦并非自私之心，实亦为人者也。盖人类进化，全赖个人之自荩。思想之进化，则有独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进化，则维新革命者之功也。若人人为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独立自由，则人类万无进化之日矣。（弥尔之《群己权界论》倡此说最力，易卜生之名剧《玩偶之家》亦写此意也。）” 其实，张扬自己的个性就是为了个性，如韦莲司那样，倒不必要额外承受人类进化的负担，它也负不起这个“担子”。这里的“屈”与“不屈”，“容忍”与“不容忍”，显然是矛盾的，胡适对这个问题想好了吗？

    没有，至少是不成熟。胡适这样来化解矛盾：“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但，这样问题就自了了吗？私人领域谈容忍，公共领域反弃之，是否颠倒了？在我看来，公共领域尤其政治领域才是容忍之地，无容忍（或“无妥协”）则无以言政治；至于自己和家人之间的私人领域，容忍迁就还是各行其是倒是个交替选择的问题。几天后，韦莲司给胡适寄信，信中引了英国学者毛莱《论妥协》一文中的话，胡适读了后，认为“透澈”，把它抄了下来。然后，胡适找毛莱的书读，又从文中摘录了一段。毛莱的文章和观点深深吸引了胡适，多年后，胡适在其英文自传《我的信仰及其演变》中，特意提到，因韦莲司的介绍，自己读了毛莱的“On Compromise”，它是自己“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精神影响之一”。

    案：胡适上谓“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即以前者而论，他和江冬秀结婚，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