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十六 消极和平主义（1）

    依然是《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

    一战爆发，胡适的朋友讷斯密斯博士新从欧洲回，和胡适谈起了他在欧洲的闻见。这一批不同国籍的和平主义者，是反对任何武力的，不独反对武力的侵略，也同样反对武力的抵抗。对此，胡适把1914年欧战新爆发时的自己称为“极端的和平主义”，笔者倒愿意把包括胡适在内的他们统称为“消极和平主义”（此名即出，不日便在胡适后来的篇幅中发现胡适自谓“消极的平和主义”）。

    胡适的消极和平主义，在思想资源上，主要是中国先秦时代的墨子、老子和西方的耶稣基督。墨子的“非攻”思想，甚为胡适称道，胡适把他的“非攻（上）视为是“最合乎逻辑的反战名著”。同样，老子的“不争”亦为胡适称颂不已，胡适不仅熟悉而且抄录下这样的句子：“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墨子和老子，乃是胡适少年读书时于儒经之外的涉猎，1909年秋，胡适在上海，见野外万木萧飒，惟枝条最柔软的杨柳却迎风而舞，极富生机，这一对比，使胡适不禁想到老子所谓能以弱存者，便赋诗：“已见潇飕万木催／尚余垂柳拂人来／凭君漫说柔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诗无足观之，老子的思想无疑却在胡适那里发了酵，这一点直到胡适来美才看出来。来美后的胡适，“僧道无缘”，亦无缘受洗为耶教徒，但《新旧约》笔记却经常在胡适日记中出现。耶稣的这一段言论，亦与上面老子的言论在同一札记中并置：“人则告汝矣，曰，抉而目者而亦抉其目，拔汝齿者汝亦拔其齿。我则诏汝曰，毋报怨也。人有披而右颊者以左颊就之；人有讼汝而夺汝裳者，以汝衣并与之；人有强汝行一里者，且与行二里焉。”

    比较之下，墨子的“非攻”是反战的，老子的“不争”是“不抵抗”的，而耶稣的“毋报怨”不但不抵抗，而且还要让对方更得逞。在当时一战爆发的语境下，墨子的话是针对战争发动者的。战事既然发生，非攻业已破产，那么，在攻的面前，被战争的一方怎么办？耶稣的话实无可取，可取的是老子。上述墨、老、耶，老子属中道，中道而行，因此，这些消极的和平主义者们，比如讷斯密斯博士在欧洲时和安吉尔的信徒们日夜努力，试图以“不抵抗”的说教阻止英国人加入战争。虽然无功而返，但，返美后的讷博士就比利时的情况对胡适作了这样的叙述：

    吾此次在大陆所见，令我益叹武力之无用。吾向不信托尔斯泰及耶稣教匮克派（Quakers）所持不抵抗主义（Nonresistance）（即老氏所谓“不争”是也），今始稍信其说之过人也。不观乎卢森堡以不抵抗而全，比利时以抵抗而残破乎？比利时之破也，鲁问（Louvain）之城以抗拒受屠，而卜鲁塞尔（Brussels）之城独全。

    卜城之美国公使属匮克派，力劝卜城市长马克斯（M.Max）勿抗德师，市长从之，与德师约法而后降，今比之名城独卜鲁塞尔岿然独存耳。不争不抗之惠盖如此！

    无疑，讷博士的话，说到了胡适的心里：“博士之言如此。老子闻之，必曰是也。耶稣、释迦闻之，亦必曰是也。”（同上）胡适接下就引证了上面抄录的老、耶之言。鲁问之城因抵抗而残破，布鲁塞尔因不抵抗而独全，从中，胡适看到了什么呢？十多天后，在胡适的另一篇日记中可以找到对应。以上“秋柳”，以柔弱胜刚强，引动胡适感念，遂又抄了一段老子，不过，这不是《老子》中的老子，而是刘向笔下的老子：

    《说苑》记常摐{一作商容}将死，老子往问焉。常摐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摐曰：“嘻，是已。”

    存亡之间，系于刚柔，齿舌之喻，可否一般？就布鲁塞尔一城而言，放弃抵抗，无宁是种策略，可以赞成，就像当年如果没有史可法为效忠朱明的无效抵抗，也就没有城池破灭后的“扬州十日”。但，这种策略上的不抵抗并非量等于老子的“不抵抗主义”。一是审时度势，是一种“选择”；一是概莫能外，是一种“原则”。后者为“经”、为“常”，前者从“权”、从“变”。如不区分两者，则陷入绝对主义。消极和平主义的毛病盖在于此。两次世界大战的终结，非赖不抵抗的消极和平主义，已足以说明问题。

    胡适的“不争”不仅针对一战的欧洲，更是针对受一战影响的中国。中国问题提上了日程，它逐步取代了胡适对欧洲的关注。日本对德宣战，进犯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胶州湾，但胶州湾本属中国，这实际上就是进犯中国。在和韦莲斯的谈话中，韦氏认为“日本之犯中国之中立也，中国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观之，似失国体。然果令中国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时所为，其得失损益虽不可逆料，然较之不抗拒之所损失，当更大千百倍，则可断言也。”（同上）胡适深以为然，不但复述讷博士前之所言，而且告以自己的“秋柳”诗，韦女士也认为此中大有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