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二十七 “论革命”

    某日，《纽约时报》载有这样一条来自国内的消息。汪精卫、蔡孓明、章行严三人与孙中山定了个“爱国协约”，约与袁世凯政府和平协商而勿起第三次革命。因“宋教仁案”而引发的二次革命，是孙中山不听黄兴等人“法律解决”的劝告，执意用“武装”解决问题而进行的一次军事起义。这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它的结果则是孙中山愤而放弃国民党，转而成立要党众对自己效忠的“中华革命党”。

    胡适看了这则报道松了一口气：“果尔，则祖国政局可以和平了结，真莫大之福，吾翘企祝诸公之成功矣！”， 胡适对二次革命没有评价，但评价已自在其中。或者说，不管二次革命、还是三次革命，胡适对革命的态度已经比较了然。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胡适视为“莫大之福”。然而，正在他“翘企”为汪、蔡、章等人衷心祝愿时，哥大的张奚若来信，“谓闻之黄克强，云前所传汪、蔡诸人调停平和协商事，皆属子虚。”胡适闻讯，一声叹息：“吾之乐观又成虚妄矣”。（同上）

    主观上，胡适并不赞成革命，但对革命的情势又有充分的同情之理解。在他看来，只要政府不许爱国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夺其言论自由，绝其生路，逐之国门之外，那么，对方则舍激烈手段别无他道。也就是说，政府手段一日不改，革命则终不能免。抽象的意义上，胡适的话并无问题。但具体到二次革命，胡适因不了解而显隔膜。革命，可以是逼出来的；也可以是扇动出来的。具体到“宋案”，它则是国民党领袖在某种意义上的一意孤行。当时情形，并非只有诉诸枪杆不可，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国民党终究铤而走险。它自己失败是自取，问题更在于，辛亥之后，国人初习共和，习惯还未养成，国民党却在共和框架内，开20世纪用枪杆解决政争之先河。害莫大焉！

    1915年4月，胡适在日记中剪贴了黄兴等人的通电，电文颇长，其中亦有言及革命处，亦与胡适之意颇近（不知这是不是胡适特意剪贴的原因）：

    “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故辛亥之役，乃满洲政府成之，非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此即革命是逼出来的。然而，黄兴一边认为“须知革命者，全国心理之符，断非数十百人所能强致”。一边也认为：“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或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黄兴对革命的态度殊可玩味，就辛亥之役，他认为革命是正当的，但对辛亥以下，他的言论就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宋案发生，黄兴最初是主张以暗杀对暗杀，孙中山否定了他。但孙却主张更为激烈的军事举动，黄又不赞成。黄兴在通电中的这段话是否针对二次革命，我们可以先看看再说：“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伤，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仁之所共谅。”

    1916年1月31日，时在哥大的胡适有“论革命”为题的日记，其实是他寄给维廉姆斯教授的信，信中涉及革命的问题。这是胡适第一次以其为题并谈了对它的看法，20世纪的胡适注定以后还要和这个词以及这个问题打多次交道。

    “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的必经阶段。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中国有句古话叫‘瓜熟蒂落’。果子还未成熟，即去采摘，只会弄坏果子……

    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的政治，无捷径可走。持君主论者并不期望开明而有效之政治。革命论者倒是非常渴望，但是，他们却想走捷径——即通过革命。吾个人态度则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

    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可是，人却是最没耐心的！

    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需。’”

    胡适信中表明了两点，一、不赞成“革命”，尤其是那种“早熟之革命”（“早熟”即指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以火与剑来解决问题）。二、强调“教育”，即通过教育民众来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在胡适的意识中，中国问题，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革命问题。走捷径的革命并不能解决20世纪中国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