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二十六 “舆论家”

    1915年元月18日，哈佛的朋友吴康推荐胡适作一次有关“儒学与卜朗吟哲学”的讲演，于是，胡适第二次来到小城波士顿。讲演顺利结束，胡适自己也很满意，毕竟“以数日之力写演说稿成”。事完，胡适当年在澄衷的朋友竺可桢在哈佛的红龙楼请胡适等吃饭，一共七人，“畅谈极欢”。席中，数胡适和哈佛的郑莱话多，“馀人不如余二人滔滔不休也”。他们“滔滔”了些什么？其中一个问题胡适记之甚详：

    舆论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重要。吾与郑君各抒所谓“意中之舆论家”。吾二人意见相合之处甚多，大旨如下：

    舆论家：

    （一） 须能文，须有能抒情又能动人之笔力。

    （二） 须深知吾国史事时势。

    （三） 须深知世界史事时势。至少须知何处可以得此种知识，须能用参考书。

    （四） 须具远识。

    （五） 须具公心，不以私见夺真理。

    （六） 须具决心毅力，不为利害所移。

    以此返观，胡适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舆论家（今或称“政论家”或“时论家”，而当时梁启超则谓为“言论家”），除了“能抒情又能动人之笔力”稍逊外，上面那几条，胡适大体不缺。在北美时，胡适就显露做舆论家的气象和偏好，迨至回国，从《努力》周报到《新月》到《独立评论》，逶迤了胡适大半生。除了学术外，他对公共生活的关注，主要就是通过办这种时论性的刊物和写这种时论性的文稿而体现。本来，《新月》至少不是时论性的，它以文学为主，亦兼文化。但在胡适手上，这份杂志最终政论化了。胡适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国民党溃败台湾，台湾的《自由中国》就是一份和国民党并不同道的政论杂志。胡适虽不以撰稿为主，但他先是这刊物的发行人，后来又是这杂志的幕后支持（主要是精神支持）。胡适的一生，不管怎么书写，都抹不掉他作为舆论家而且是优秀舆论家的一面。

    年轻时的胡适最佩服的舆论家当推梁启超，他自己和梁的不同在于，梁自谓是“笔锋常带情感”，能抒情，笔力亦能动人。胡适不然，他是文人，但笔锋基本没有文人气。他的时论虽然感染力不足，但却以“清明的理性”见长。而我们知道，感情有时是不负责任的，它只顾笔墨痛快。这样的毛病胡适一向没有。此正谓长处即短处，选择即代价。

    元月23日，胡适离开波士顿回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哥大的朋友告诉他，此间有多人反对胡适发表在《留美学生年报》上的《非留学篇》，胡适回答颇能见出他日后做舆论的态度：“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对，惟畏做不关痛养（当为‘痒’）之文字，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则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须言之有物，至少亦须值得一驳，愈驳则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驳耳。”

    是晚，胡适夜宿哥伦比亚大学宿舍，听哥大朋友与之夜话其革命经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