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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安格尔的利益分析相比，胡适的“根本大计”过于高蹈。利益分析尚嫌理想，策动战争的国家统治者又怎能理会人道主义的空头支票？胡适有一个德国朋友墨茨，和讷博士一样也是博士级的和平主义者。一战暴发，墨茨在比利时，他不愿牺牲理想而从军，便出走荷兰，又由荷至美。两人在绮色佳相见时，晤谈甚欢。胡适盛称其人不为流俗所移，说他不从军，“非不爱国也，其爱国之心不如人道主义之心切也，其爱德国也，不如爱人道之笃也。” 胡适的理论尽管不切用，但就他个人思想脉络而言，他是把人道主义安置在国家主义之上的。
1914年年底，胡适在美国“共和”杂志上读到一篇“论充足的国防”的文章，内中观点打动了他，为此，他在日记中摘录了一大段，并为之翻译，而且又续写了一大篇读后议论。那篇文章的大旨是反对扩军备战，认为真正的国防不在于军备，而在于与是接认明如何共处。胡适接过来发挥，“增军备，非根本之计也；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当此一战如火如荼之际，胡适宏宣人道显得如此之迂。“今世界之大患为何？曰：非人道主义是已，强权主义是已。弱肉强食，禽兽之道，非人道也。以禽兽之道为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武装和平’者，所谓‘以暴易暴’之法也。以火治火，火乃益燃；以暴易暴，暴何能已？” 此时胡适思想上正深受老子“不争”、墨子“非战”之影响，可是，他不知道，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有时不免以暴易暴。无论胡适此时正经历的一战，还是后来的二战，俱赖美国以强大的军备介入而弭平。
胡适的观点不切时用，但其思想本身依然值得珍视：
“今之持强权之说者，以为此天演公理也。不知‘天择’之上尚有‘人择’。天地不仁，故弱为强食。而人择则不然。人也者，可以胜天者也。吾人养老而济弱，扶创而治疾，不以其为老弱残疾而淘汰之也，此人之仁也。或问墨子：‘君子不斗，信乎？’曰：‘然。’曰：‘狗彘犹斗，而况于人乎？’墨子曰：‘伤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同于狗彘！’今之以弱肉强食之道施诸人类社会之国家，皆墨子所谓‘行则同于狗彘’者也。”（同上）
胡适认同达尔文的进化论，但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天择”的本义是不违逆自然选择，是天下生物体对自然的顺应，不意被偏转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吞噬，这是达尔文的悲剧。
随后，胡适把话题转到故国，“今之欲以增兵备救中国之亡者，其心未尝不可嘉也，独其愚不可及也。”因为在20年内，无论中国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军备上和日本俄国英法等抗衡，何况人家也不会坐等。彼此无有已时，战祸仍不可免，世界和平终不可得。于是，胡适又提出他的根本之计：“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吾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此对内之道也。对外则力持人道主义，以个人名义兼以国家名义历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极力提出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同上）但，根本之计，缓不救急，面对问难，胡适应之曰“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同上），所能做的，便是这些，急并不解决问题。胡适留学时形成的这一思想，一直流贯到193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期。面对日本的挑衅，胡适总是主张避免冲突，埋首内政，寻求妥协，仰仗国联。可惜，时势不依人，这条路终究未能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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