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二十四 危险的“国教”（2）

    后来，这个问题在胡适那里好像被搁置了，但，十个月后，11月份有两篇日记又涉及中国宗教问题。可以先看第一篇，这篇基本是资料，题目是“备作宗教史参考之两篇呈文”。胡适用剪报粘贴的方式留下了这两篇文字，一是《张勋请复张真人位号呈》，另一是《内务部议复呈》。呈文的情事是这样：后来的“辫帅”张勋时任长江巡阅史，因民国约法中的信教自由，特地上书袁世凯，请复江西道人张元旭的“真人”位号。属于道教一门的张元旭是汉代张道陵第六十二代孙，张氏一系在道教中地位显赫，堪与洙泗儒宗相提并论，是为“玄门正鹄”。然而，民国肇始未久，江西都督李烈钧呈请撤销张的“真人”封号，并停给前清之所赐予。现在李烈钧反叛为贼，更兼“人民信仰日坠，道教一流，几于并此而失踪”。这位巡阅史“伏思信教自由虽载诸约法，然未明定范围。近日异教庞兴，……使非明定标准，示以皈依，何以正人心而维古教？”故此，张勋上书袁大总统，要求北洋政府以国家名义恢复张的“真人”徽号，以示正宗。呈文最后，张勋这样说：“勋本赣人，居近道山，深知其蕴，悯道教之陵夷，俱世风之邪恶，用敢援据约法，代为之请。伏乞大总统钧鉴，训示施行。”

    这是一篇很有趣的呈文，趣在它打出的旗帜却是信仰自由。既然信仰自由，信仰就是每个人的选择，它怎么可以由政府“明定范围”又“明定标准”？范围既定，标准既明，若与此不合，即为“异教”，那么，异教的信仰自由又怎么落实。这样的信仰自由其实是自由信仰的取消。张勋试图借助行政的力量把道教中的这一支扶为“正宗”，正类同美国佬警惕的确立国教之举。北洋政府内务部毕竟有人，它作了一个很得体的批复：“信教自由，载在约法，人民愿沿旧称，在所不禁，断无由国家颁给封号印信之理。”胡适在剪贴之后，对这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提出了质疑：“果尔，则尊孔典礼，‘衍圣’封号，又何以自解？盖遁辞耳！”（同上）不立封号是内务部的事，尊孔祭典是袁世凯的事，内务部管不着，它在它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应该说做的还是不错的。只是胡适提出了这样的质疑，是在表明他十个月后已然搞清楚了“政教分离”的道理？未必。

    事过几天，胡适又作日记，依然是剪贴加评论。这次他所剪贴，是“袁氏祭孔令”。尊孔祭典，果然行矣。“中国数千年来，立国之本，在于道德”，这是祭孔令的第一句话。一锤定音，要以德治国了。殊不知，西方的宗教正是东方的道德，正如同东方的道德，亦同于西方之宗教，两者形态有异而功能悉同。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不论，袁氏此语，分明是要把孔儒往国教上推了。所以，后文又说：“前经政治会议议决祀孔典礼，业已公布施行。九月二十八日为旧历秋仲上丁，本大总统谨率百官举行祀孔典礼，各地方孔庙由各该长官主祀，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国家以道德为重，群相兴感，潜移默化，治进大同。” 当统治者的权力稳固之后，它势必要向思想和信仰领域延伸，这是权力扩张的本能，也是统治本身的需要。袁世凯身为“凯撒”，却觊觎“上帝”之域，从而使政权和教权合一。他动用的是国家政治会议的力量，并以身示法，又用“令”的方式昭告全国，用以推动孔教为国教。应该说，这才是这份“袁氏祭孔令”的“七寸”。

    胡适打蛇，却未察“七寸”所在，反而拎着尾巴乱抖。ABCDEFG，一二三四五六七，“此令有大误之处七事”，于是，胡适掰起了手指头，不畏烦难，一一道之。“如言吾国政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不知孔子之前之文教，孔子之后之学说（老、佛、杨、墨），皆有关于吾国政俗者也。其谬一……”从谬一到谬七，皆末中节。其要害，开篇即呈，而胡适视而不见，这就是当时的眼力了。

    不妨重回开头的“孔教问题”，最后，胡适考虑的是，如果不是宗教以为国教，则将何以易之。能够取代宗教的在胡适手上有三张牌：一是伦理学说——此正孔教之本身，话语循环也。二是东、西方之学说——汗漫无际，无以论之也。三是法律政治——这才看出胡适的留学根底。治理国家，一不能以宗教治，二不能以德治，唯一能之，便是法治。对于通篇日记来说，这最末一句不啻是一个逆挽。从对国教的悬疑，到关于法律的揣问，可以看到的是，宪政缺环的胡适回国以后还是回到了“法治国”的路子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