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二十四 危险的“国教”（1）

    北美时代的胡适虽然浸泡在以自由为标志的北美文化中，但这并不等于胡适就吃透了自由。某种意义上，爱自由容易，它出乎人的天性，同时追求自由也不难成为一种姿态。难度在于，如何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真正地保障自由。自由是一个很脆弱的对象，它更多是一种个人价值，很容易为其他一些大于个人的东西所挤兑。这一次，热爱自由的胡适在面对宗教问题时，差一点就走到自由的反面。

    中国是个无神论的国家，胡适也是个无神论者。来到北美的胡适受新大陆浓厚的宗教氛围的影响，虽然自己未能受洗，但对中国的宗教问题却有过一次这样的关心。

    “今人多言宗教问题，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近来余颇以此事萦心。昨复许怡荪书，设问题若干，亦不能自行解决也，录之供后日研思”。

    这是胡适关于“孔教问题”的日记，他所设计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立国究须宗教否？”

    在“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的语境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要叫人出冷汗的，但胡适并未自知也并未自止，其他问题斛然而下：“二、中国究须宗教否？三、如须有宗教，则以何教为宜？（一）孔教耶？（二）佛教耶？（三）耶教耶？四、如复兴孔教，究竟何者是孔教？……五、今日所谓复兴孔教者，将为二千五百年来之孔教欤？抑为革新之孔教欤？六、苟欲革新孔教，其道何由？……七、吾国古代之学说，如管子、墨子、荀子，独不可与孔孟并尊耶？八、如不当有宗教，则将何以易之？（一）伦理学说耶？东方之学说耶？西方之学说耶？（二）法律政治耶？”

    这一连串的问题记于1914年1月23日，胡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究竟如何，日记未呈结果。但结果已不重要，提问伊始，问题即形严重。针对“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胡适不是明确地倡以反对，而是表示“近来余颇以此事萦心”。萦来绕去的结果则是“立国究须宗教否”的悬疑，虽然胡适尚未拿定主意，但两可之间，已经埋下了危险的种子。什么危险？“国教”的危险。面对这样一种倡议，如果他是一个有分辨力的自由主义者，仅能的态度便是反对。反对者何？不是孔教，而是国教。须知，一个自由国度，其制度设计本身，就不允许任何意义上的“国教”存在。反过来，凡是有国教的地方，无例外地是反自由的专制政体。

    人在美国的胡适虽然对美国有相当的制度认同，但此时的他对这个制度还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此一问题的提出，表明胡适至少不熟悉美国的立国宪法，尤其是它的宪法修正案。这里不妨看看1791年出台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

    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

    此一修正案除第一句不得立法外，后由三个并列分句构成，对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句，而对中国人来说，他很可能更关心后两句，尤其是其中的言论自由句。这不奇怪，长期以来中国就是无神论的国度，对宗教问题缺乏敏感。而美国作为宗教国家，特别是那些早期移民，他们漂洋过海，就是因为在欧洲大陆受到了宗教迫害。为了实现自己崇拜上帝的方式，那些清教徒们，不远万里，来到北美。但问题是，当他们一旦组成公共社会并进一步组成国家时，由于这个国家中的人宗教信仰彼此不同，他们将如何相处？于是，一条“政教分离”的法则便浮出水面，用《新约•马太福音》中的话即“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凯撒表示国家行政领域，上帝则是个人信仰领域。国家行政的职责是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国防安全的承担，它的权力被限制在这一块，不得往信仰领域延伸。在信仰领域，个人信教与否或信什么教，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国家无权过问，却有权保护。这样的体认落实在宪法中，便是国家不准动用任何权力干涉任何人信任何教，更不准动用国家权力把某一种宗教定为国教。因为宗教信仰是排他的，如果某一种宗教被定为国教，那么，对其他宗教来说，既不平等，也意味着宗教自由的丧失，甚至意味着宗教迫害的可能。

    当胡适为“立国究须宗教否”而颇费斟酌时，他其实应该知道，中国两千来年的皇权社会正是把孔教当作自己的国教，孔教并非西方意义上那种超验性的宗教，而是一种世俗性的宗教。如果转换为东方语言，国教即国家“统治思想”，如果再转换为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国教即国家“意识形态”。统治思想也好，意识形态也罢，它都是国家制度推出的一套思想体系，用以教化国人，作为国人的统一指导思想。辛亥之后，满清终结，国家统治思想出现真空，于是就有人试图重新抬出孔教以为国教，胡适居然为此大费周章，甚至考虑立国之宗教到底是姓孔、姓佛，还是姓耶，这无疑是在危险的路上又滑了下去。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当国家动用它的权力推行任何一种思想（或信仰）时，便剥夺了不认同这种思想（或信仰）的人的自由，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阙失。比如我们可以看一看1930年代出台的中华民国国歌，其歌词曰：“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歌如果作为国民党党歌，我无从置喙；可是“吾党所宗”的主义变成了吾国的国歌，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不是国民党又不信三民主义怎么办？“吾党所宗”凭什么要通过国歌变成“吾所宗”？实际上这是国民党很专制地把党的思想变成国的思想也变成全民的思想，使国民唯“三民主义”是从。“从”，服从也。转袭美国的宪政语言，国民党是在动用党权“确立国教”，这在美国，是要受到违宪指控的。宪法的根本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包括他的政治权利。然而，在“主义是从”的三民主义统治下，胡适主张自由主义的权利在哪里？直到晚年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还在围剿胡适的自由主义，甚至把丢掉大陆的帐都和胡适的自由主义挂靠。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从开始到晚年，三十多年间始终有一条隐约可见的草蛇灰线，那就是他的自由主义和国民党意识形态的龃龉。然而，胡适碰上的毕竟还是具有一定弹性空间的威权体制，这也是胡适在无奈之中最终选择它的原因。设若胡适碰上的是前苏联那种“政教合一”的极权政体，其意识形态刚性如钢，那就绝不容任何与它不符的思想存在。时在美国的胡适因其年轻，好学而未能笃思，热爱自由却疏于宪政。正因为宪政的缺环，他并不知道这篇日记的严重性，如果沿着他那个思路上滑下去，迎面而来的则将是包括思想专制在内的政治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