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十九 “爱国癫”（2）

    以上谌湛溪批评胡适的公开信，认为它盘马弯弓故不发，其意是要“中日合并”，而又不敢明说出来。胡适果有此意吗？不妨从另一方面的事实来看。胡适一则反对中日开战，一则反对日本控制远东。1915年2月6日，美国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一篇自称为“支那之友”的美国人的文章，它认为日本在中国占优势，未必不是中国之福。因为中国的共和已经完全失败，中国人又不适应自治，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人是需要主宰的。这样，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国得一个好政府。这是中国之福，也是列强之福。因此，远东局势的关键，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国，而在于它对中国事务的管理是否负责有效。读了这篇文章，声称是个世界主义者的胡适老大不高兴，他投书《新共和》，批判了这种“谬论”：

    这位“中国朋友”似已忘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任何国家皆不该抱有统治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之指望，不管该统治或该干涉如何有益。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满洲统治之结束，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管理”，国人定将愤懑不已。

    在信的结尾，胡适引用了他崇拜的威尔逊：

    余完全信奉威尔逊总统所言：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治国之形式，也唯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利决定自救之方式。墨西哥有权革命，中国也有权利来决定自己的发展。

    这是放在80多年后可以写进新华社的语言。“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治国形式”，请问，在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比如前伊拉克，它的人民有这个权利吗？

    与《新共和》前后，美国的另一家媒体《外观》亦据这个“支那之友”发表《日本与中国》的社论，支持这种观点。胡适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书，指那位自称“之友”的美国人算不得中国人的朋友，也算不得远东事务的专家。在这封信的后面，胡适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发出警告：

    余作为一个中国人，深知同胞之志气与抱负，因此余敢断言：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管理”之企图，无异于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未来的一段岁月中国将鸡犬不宁。目前之中国，对于任何外来“武装”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那么，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君不见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大地么？

    胡适的判断是准确的，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当时他做的是两方面的工作：对国人而言，他是反主战，对日本而言，他是反侵略。

    案：“爱国癫”一词，虽经翻译，仍不失形象和生动。这是一种逾越正常界限的非理性状态。如果再往前发展，等着它的就是另一个词了——“爱国贼”——这是国人对当年日本少壮军人的指陈。1930年代，日本的部分年轻军官违背文官政府的意旨，不断在中国挑起事端，最终导致中日战争爆发。不仅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带来灾难，同时也把自己的国民拖入战争的苦海。结果呢？美国丢下了两粒原子弹，报销了两个城市，死亡平民无数，最后摇出白旗忍辱和人家签城下之盟。不能说那些发动战争的少壮军人不爱国，可怕在于，这种爱出于野蛮的自私，它是以侵犯别人的利益来体现。这种野蛮的非理性的爱，正应了那句话：爱之适足以害之。就其危害而言，一个“贼”字，精当无匹。只是这种为一己之利而不顾他者之益的野蛮之“爱”，代不乏人，又岂独日本一国之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