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十四 “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1）

    “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这是胡适先生一九一四年在其《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章中所引用的美国学者Goldwin Smith的话，胡先生把这句话译为“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如果再简洁一点，不妨为：“国家之上是人”。

    什么叫“国家之上是人”？

    1988年，澳大利亚新的国会大厦落成，它坐落在一个小丘之上，面对山岗，居高临下，气势如此非凡。但，奇怪的是，大厦上面特意铺了一层绿草地，用以供游人在其上休憩、散步和玩耍。这样的设计当然有其用意：人们可以活动在自己的议员头上，因为，公民的权利高于一切，包括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国会。

    这就叫“国家之上是人”。

    以上文字摘自笔者几年前参与编辑《大学人文读本》时就“人权”与“主权”问题所作的“编者旁白”。应该说，这段文字并不符合胡适的本意，因为它脱离了胡适讨论问题的语境。胡适虽然把矛头对准的是国家主义，但正如笔者在上面指出的那样，国家主义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对内，它把国家凌驾在个人之上；对外，它把国家凌驾在他国之上。显然，胡适讨论的是后者，而我的问题意识则使我把胡适引向前一方面。

    语境不同，翻译的侧重也就不一，在胡适的语境中，“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的翻译应当是“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胡适是世界学生会的康乃尔分会主席，这句话就是他们的会训。表述这句话的葛得洪•斯密斯是康大名教授之一，教历史，英国籍。此人对康大一往情深，曾捐大笔款额为康大文学院建造大楼，那是康大校园内建筑群的中心，它被命名为葛得洪•斯密斯大楼。

    胡适谈这个问题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月26日，和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他写下了“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札记。“今之大患，在于一种侠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需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德意志国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临御万邦’，凡可以达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虽灭人之国，歼人之种，非所恤也。” 这里有一点，不能不点破。在胡适那里，像德意志国歌所表达的，是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这至少在我看来是不确。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样，没有广义狭义之分，它们从它们形成的那一天起就是偏狭的，从来没有广义过，也广义不起来。这倒不是排斥国家、民族或种族，而是国家、民族本身是必要的，但不能“主义”。“主义”历来是一种强势话语，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在现代以来的世界格局中，国力强大的国家可以导致国家主义，国力薄弱因而长期受欺凌的国家更容易产生国家主义。以欧洲为例，德意志相比英法是一个后发达国家，当那些老牌殖民主义把世界殖民地化之后，德意志人着急地说：你们把天空留给了德国。而在飞机没有问世的时代，天空不比陆地与海洋，它是大而无当的。这就不难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为何都由德国生发。今天，一个后发展国家，特别是这个国家的诸多内政问题无以解决时，它是很容易把民众导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也是毕业于康大的讷司密斯博士是胡适的朋友，他读的物理，但热爱的是世界和平，所以毕业后，在波士顿的“和平协会”从事呼吁和平方面的工作。欧战爆发，他正好居住伦敦，竭力想使英国免入战争，但未能奏效。讷氏这次探亲回绮色佳，专门到胡适那里去看他。这次他和胡适大谈特谈的是英国学者安吉尔的一本书《大幻觉》。安吉尔也是世界和平主义者，也反对国家之间的战争。他是从利益分析角度谈战争无益。因为今天的世界已为航路电线所联络，比如血脉，一管破全身都受影响。英国打败德国，不能不损坏德国的财政，即使战争胜利，被破坏了的敌国财政，又拿什么来赔偿它？因此任何战争都是浪费的，无效的，也是无益的。对这样一种分析，胡适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一面之辞”。他回答讷博士，“公等徒见其金钱生计之一方面，而不知此乃末事，而非根本之计也。”因为“今之英人，法人，德人岂为金钱而战耶？为国家而战耳。惟其为国家而战也，故男输生命，妇女输金钱奁饰以供军需。生命尚非所恤，何况金钱？故欲以生计之说弭兵者，愚也。”（同上）说人“愚”的胡适不免自己陷于武断。即使男人妇女都是为国而战，试问，国家开战的目的又是什么？还不是诉求于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之人如此，天下之国家亦莫不如此。

    那么，胡适提供的“根本之计”又是什么呢？

    “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此语不通，既为世界主义，便在观念上不复有国家的畛域：笔者）。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