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四 “小叙事”、“大叙事”（1）

    初到康乃尔的胡适，很快就投入了他的专业学习，日记做得简而短，都是些日复一日的上课、考试、写报告等，忙碌得以至有一天的日记居然是：“连日似太忙碌，昨夜遗精，颇以为患。今日访Dr.Wright，询之，医云无害也。余因请其遍察脏腑，云皆如恒，心始释然。作植物学报告。”

    胡适读农学，本来是妥协的一个结果，他对这个专业是否感兴趣呢？“我进农学院以后第二学期，接到实验室主任的通知，要我倒该系报到实习。报到以后，他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我说‘我不是种田的’。他又问我，‘你作什么呢？’我说：‘我没有做什么，我要虚心来学，请先生教我。’先生答应说：‘好’。接着问我洗过马没有，要我洗马。我说：‘我们中国种田，是用牛不是用马。’先生说：‘不行’。于是学洗马。先生洗一半，我洗一半。随即学驾车，也是先生套一半，我套一半。作这些实习，还觉得有趣。” “还觉得有趣”，一个“还”字是不是有点勉强？也许第一次是有趣的，后来呢？胡适不想学工程，选择了农学，因为自己毕竟在农村度过童年。但胡适虽然长在农村，却没有做过农活，反而是在乡下读书。童年的读书背景往往会成为他长大后的兴趣指向，因此，胡适的兴趣是不会停留在农学上的。

    终于，一堂“果树学”的实验课，使胡适下决心离开了这个专业。一张长桌，每个位子都放上四十个苹果，还有一把小刀，一本苹果分类手册。于是学生们都根据每个苹果根蒂的长短，开花的深浅，颜色形状的不同，果味和软脆的差别来分类，而美国的苹果种类有四百多种。那些美国学生都是农家弟子，苹果个个都认识，只需和手册对一下就可以填表交卷。很快美国同学就走光了。可是，同样是农家弟子的胡适却五谷不分，他和另一个中国同学花了两个半小时，才分了二十个苹果，而且大部分又分错了。当晚，胡适闭门思过，认真地检讨了自己，认为并非自己就不能考得好，毕竟自己年轻，记忆力好，平时又肯用功，应付考试并不难。但，胡适知道，只要考过两、三天，顶多一星期，就会把美国这四百多种的苹果分类忘得干干净净；而况即使回国，国内也没有这么多品种的苹果。更重要的是，胡适发现自己学农完全“是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胡适此时的兴趣则偏向哲学、政治史、文学。于是胡适痛定思痛，决定放弃农科而改习文科。为此，原为免费而读农科的他，付出了本来不需要支付的两个学年的学费，是为代价。

    胡适弃农从文，和早于他的鲁迅相映成趣，当年在日本的鲁迅也是放弃医学而转就文学的，固然学医原本是鲁迅自己的志向。鲁迅学医是痛恨自己的父亲死于庸医之手，也痛恨“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他的想法很朴素，“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但鲁迅的梦却被一堂课上的幻灯片给击碎了。这是我们都很熟知的故事，日俄战争在中国爆发时，一个充当俄国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抓住后行刑，而围观者同样也是中国人，脸上并显出麻木的神情。这一神情对鲁迅刺激很大，自此他改变了治病救人的看法，进而认为“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如果充分理解鲁迅此时的愤激，也断不敢苟同像这种样子的表述“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难道一个人因为愚昧居然连生命都是不重要的了吗？需知，在人类的所有价值中，不管怎么洗牌，生命的价值永远排序第一。本来，治病救人还是一种人道主义，可是鲁迅一旦立意高远，一旦诉诸宏大叙事，却反而走向了人道的反面。这其实是20世纪我们常见到的一种道德吊诡，岂非咄咄也哉！胡鲁两人虽然在“从文”这一点上殊途同归，但如考其动机，那个“殊”，在于鲁迅的从文显然出于拯救众生的“大叙事”，胡适则更多偏于个人兴趣的“小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