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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韦莲司如此，似乎也没治好胡适的“病”。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一面重于智识一面乏于情感，两者有个“剪刀差”。他和江冬秀有儿女情长吗？或者，他和其他几位女性，除韦莲司外，它如曹诚英、沙菲，还有余英时晚近发现的Robby和台湾蔡登山披露的北大女生徐芳，胡适一生走得近的女子可谓不少，但他在她们身上有几多情感投入？或许你可以说胡适是“发乎情，止于礼仪”（其实也没止于礼仪），但至少这很表面。日记作为心灵隐私的秘藏，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见胡适在这方面秘藏过什么。尽管我们知道，胡适的日记不光是写给自己看的，就是这“藏晖室札记”，也并不“藏晖”，它最初写好后就寄给了他的好友许怡荪。那么，日记固不会有“贾（假）雨村言”，但却可能“甄士隐”。将真事隐去？那么，又恰好证明胡适这人深于理智（甚至世故）而薄于感情，至少，在感情上他并不需要借重日记这种最私密又最便宜的方式。
偏于智识疏于情感，是胡适为词人之所短，又是他为公共人物之所长。胡适可是发起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可是，在创作上，体现文学革命实绩的，鲁迅就当仁不让了。鲁迅就敢在书信中和自己的学生情人打得火热，本来他们就是在火热的斗争中走到一起的。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热烈地互昵为“嫩棣棣”、“乖姑”、“小刺猬”、“小白象”。胡适呢，绝不会有这样的私生活记录。相应地，在文学上，当然也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便自知之明，不得不退居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然而，换一个角度，胡适作为一个公共人物却是非常合适的。几十年间，胡适在盱衡时局、洞察大势、把握历史脉动上，向持一种“清明之理性”，使他很少发生价值偏差，这就远非长于文学的鲁迅所能及。
不过，事情总是复杂的。胡适可以乏于情感，却未必乏于情性。1921年8月26日日记，胡适对自己又做过一次相当深入也相当坦诚的自剖，它让我们看到胡适的另一侧面。事由乃吃饭引起，饭桌上主人为胡适看手相，对胡适说了两点，意思是胡适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论理的影响。胡适略不以为然，便在日记中写道：
(1)他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论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2）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
这是一次很深的自剖。那么，胡适一生中到底有没有“gay”？恐怕上述胡适不只是说说而已。但胡适的“gay”在胡适的书信中找不到，在胡适的日记中找不到，在胡适的口述中也找不到，只有在胡适身后他朋友有关他的回忆中才能找得到。20年代胡适在上海时有一个医界朋友陈存仁（陈在四十年代时成为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胡陈相识，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周的饭桌上，以后他们两人的交往并不算少。根据陈的晚年回忆，也是在一次饭桌上，
汪孟周又告訴我，胡适从前到上海，认识了刘半农，结伴游乐，常到云南路会乐里妓院中去。汪家与胡家是四代世交，他见到这种情况，很不高兴，亲自到会乐里妓院，对胡适说：“你是青年人的偶像，如果你到妓院的事传开来，所有《胡适文存》及一切书籍，都沒有人来买了。”如此劝阻，所以这件事沒有张扬出去。不料，后来胡适又认识了邵洵美，再度走入风月场中。这些事情，后来胡适自己在他的《四十自述》中都有提及的。
也许这是一个孤证。不过胡适的《四十自述》中，并没有“gay”经历的自述，想来胡适自己也不会公之于众。它所有的，是胡适尚未留学前的颓废经历，那是和朋友在“堂子”里吃酒，然后又去“打茶围”。前者是“花酒”，后者是在女妓房间里喝茶聊天。这是胡适自己在（1922年）一则日记里的解释”：“‘打茶围’，——坐在妓女的房里，嗑瓜子、吸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句：“于我的性情最不相近。”
又，1926年8月23日，人在伦敦的胡适写信给一位英国朋友，信中说：
昨晚作长信与L.Gannett[L.加纳特]。他在二月初，在上海见着我，谈得很多。有一天晚上我要叫他看看中国的情形，带她去杨兰春、桂姮两妓家。他是我的旧友，别后于三月五日从北京寄我信，[深情]劝告，怕我把有用的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这种朋友很不易得。……昨晚才写信答他，告诉他我近来的决心：“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作番事业。”他的原信也附在此册里，以记吾过，并记吾悔。
记过、记悔，这悔过是否与“gay”有关呢？看来，胡适的性情还颇不易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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