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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坐轮渡从朴次茅斯去浅滩岛玩儿。”本向他们提议。
“也许我们明天可以去？”温迪征询她丈夫的意见。
“杰夫，你最近在做什么？”阿特一边用纸巾擦嘴一边问。
杰夫惊了一下，扬了扬淡淡的眉毛。“教书，”他友好地回答，“秋天开课，现在在做研究。”
“教什么？哪一科？”
“殖民主义时期的东非，”杰夫回答，“二十世纪种族灭绝大屠杀。”
“不教教关于中东的事吗？对恐怖主义的战争？”
阿特的头顶已经秃了，其余部分还算毛发茂盛，卷曲的胸毛从他衬衣敞开的V字领里露出来。悉妮想找出这人和爱德华兹先生有什么关系，不过怎么也看不出来。她觉得似乎爱德华兹太太和温迪更像是真正的朋友，两人正聊得热火朝天,似乎已约好早上要去恩波里亚，那是当地的一个跳蚤市场。
“我所有的蚀刻玻璃杯都是在那儿买的，“爱德华兹太太边说边举起手中的高脚葡萄酒杯，“一个还不到两美元。”
悉妮也举起她手中的那个杯子，欣赏着精细的工艺。她好奇地想，这些杯子曾经属于谁，被用了多久。
“他会毁了我们大家的。”爱德华兹先生带着情绪说。悉妮从先前的谈话中知道他指的是美国总统。
刚来不久后，悉妮便得知爱德华兹先生在总统大选的时候转变了他的政治忠诚。爱德华兹太太则是在对她儿子来访的期望中创造培养她的政治观点的。
“他让我们倒退了一个世纪，”爱德华兹先生出人意料地激动，“两个世纪。”
那是，悉妮算了一下，一八零二年。她的历史学得并不好。那时候国家真的很糟糕吗？
“你认为他能当选吗？”阿特问。
爱德华兹先生手里拿着龙虾钳，戳向一个白盒子，那盒子里装的是龙虾塘送来的熟龙虾。“如果能让那家伙落选，我宁愿投票给[戳]那个纸袋[戳]。”
很少看到爱德华兹先生动怒。周围一片寂静以示尊重。这安静打扰了爱德华兹太太的兴致，手中的铁龙虾钳掉进锡做的龙虾盘里，发出很大的声响。
“想来点面包吗？”悉妮拿起篮子问。
爱德华兹太太瞪了她一眼。她忘了爱德华兹太太不吃碳水化合物。
远远地传来了低沉的“轰隆”声。
“烟花。”朱莉说。
“今晚有大暴雨。”阿特告诉大家。
“太好了，”爱德华兹太太说，“换一换空气。”
似乎她嫌这空气是臭的，悉妮想。
（悉妮想起特洛伊的气味。那时她大约八九岁，总闻到楼上祖母的洋葱味、送货卡车的柴油味、家具套子和垫子里的烟味。她父亲抽万宝路，她母亲抽弗吉尼亚州产的细长烟卷。有时放学回到家里，悉妮可以看到，在卫生间、厨房水槽旁、父母卧室里的烟灰缸里都有未熄灭的烟头。她母亲在卧室里用缝纫机做丝绸、棉布的手提包。总是用很鲜亮的颜色，一点都不自然，鲜桃红色、亮水蓝、油黄、荧光橙。她母亲边对悉妮打招呼边伸手拿烟卷。她的上唇撅起来，起了很多唇纹，很快这些唇纹就消不掉了。“你觉得怎么样？”她母亲高举着一款新的设计——紫色的敞篷车，里面的女人围着品蓝色的头巾，红色的袖子飞舞。悉妮猜那是象征自由吧。
前窗外面也有足够多的色彩。没有一种是自然色。特洛伊猪肉的招牌是满满的粉色。街对面的公寓里，紫红色的窗帘挂在黄铜杆上。牙科医学博士赖利先生的办公室挂着黄色威尼斯式的百叶窗。街角糖果铺的橱窗里摆着柯达胶卷、摩尔森啤酒和健牌香烟。他们的家是联排房子里的一个套间，与街上的其他公寓一样，与市里其他房子也一样。两扇窗户在前面，两扇在后面，望出去是盖住的木台。接近中午的时候，太阳光会照进窗户，就几个小时。那是一天中唯一有阳光的时候，如果你错过了那是你没运气。
“她们看上去很开心，你不觉得吗？”她那从来都不开心的母亲问她。这些手提袋就是她体内逐渐流失的活力。
“是狂野。”悉妮说。）
悉妮得知阿特在做纸生意——纸张、纸卷——温迪现在退休了，以前是纽约的杂志编辑（或助理编辑，也可能只是帮助理编辑打下手——不太清楚）。他们有个女儿，正在佛蒙特大学做硕士论文，还有一个儿子最近已经从威廉斯大学毕业了。温迪在别人提到哈佛时顺便多提了两次威廉斯，看来今晚儿子们唱主角。悉妮立即有点同情在佛蒙特的那个女孩，不过也知道她可能是她父亲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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