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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兹夫妇曾对悉妮说过，用他们的名字称呼他们就可以了。但每次她试图叫“安娜”或“马克”时，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她找到了别的方法来称呼这对夫妇，例如“你的丈夫”、“他”或者“你父亲”。
悉妮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飞行比赛选手。他在树丛间以二百五十英里的时速飞行，还在一英里大小的空地上空做特技飞行表演。一旦擦到门或被导航仪误导，飞机铁定会朝地面俯冲而坠毁。只要有机会，悉妮总是和安德鲁一起去比赛现场——苏格兰、维也纳、旧金山——看着他在空中以每秒四百二十度的速度旋转飞机。在这种场合，安德鲁俨然是个明星，还有人找他签名。他穿特制防火衫，戴着防护头盔，背上还有降落伞——离地面三十英尺才打开的降落伞又有什么用呢。第一年，悉妮觉得飞行比赛新奇而刺激。第二年，她开始担心。仔细考虑第三年以及想要孩子的打算，她脑子里浮现出安德鲁火中葬生的情境，够了。她的飞行员尽管非常难过地看见婚姻划上句号，不过仍然无法放弃飞行。
悉妮在二十六岁时遇见她的第二任丈夫。在马萨诸塞州的收费公路上，车的右前胎爆了，她只能把车停在路边。一分钟后，一辆车从后面撞上了她的本田思域。当时她正在车头前看爆胎的情况，所以她也被撞上了，还被车推着滑了一段。在牛顿-韦尔斯利医院的急诊室里，丹尼尔·费尔德曼不得已剪开了她身上的衣服，还指责她不应该在桥上停车。一周后，他带她去了波士顿的比巴。
婚后的第八个月，丹尼尔在贝塞以色列医院当班的时侯，因动脉瘤而导致脑溢血去世。悉妮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傻眼了，一阵震惊慌乱。
许多识趣的人都不会对悉妮直言这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和一个担心会失去的男人离婚，又嫁给一个应该有得救的机会却过世的男人。不过她知道，爱德华兹先生是很想讨论这个的，虽然他很善良又容易亲近，却总忍不住纠缠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那飞行员还在飞吗？”有一次他们一起洗碗时他问起来，“你说你丈夫曾被调查局拘留过？”
相比之下，爱德华兹太太从不避讳。
“你是犹太人吗？”这是她在引悉妮去卧室的时候问的。
悉妮并不清楚爱德华兹太太更想听到哪个答案：是犹太人，更有意思的回答；不是犹太人，更容易接受的回答。
那个医生是犹太人，飞行员不是。
悉妮可以算是混血，她遗传了犹太人父亲的颧骨，从信仰上帝一位论的母亲那里继承了蓝色的眼睛。悉妮的头发也是父母遗传基因的平均综合——反复无常的卷度，浅浅的金色。父母分居前她是帕特米萨瓦，但在后来的青少年阶段，她被努力培育为一个盎格鲁萨克森新教徒。现在直面人生，她认为这两个阶段都没联系现实，好似幼儿时代一般不食人间烟火，不管哪一个宗教都没能在她面对离婚和死亡时帮助到她。
就像离地面三十英尺时才打开的降落伞。
去年夏天，悉妮与丹尼尔的父母住了一周，他们的家在特鲁罗。这真是一次高尚的尝试。费尔德曼太太，悉妮在短时期里叫过她妈妈，认为悉妮和他们一块住能给他们带来些安慰。可事实相反，看见悉妮只会让费尔德曼太太一阵阵传染性地伤感。
丹尼尔死后的日子里，悉妮的母亲拒绝相信这一既成事实，悉妮只得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丹尼尔死于脑部动脉瘤。
“怎么可能？”她妈妈不断地问。
悉妮的父亲坐火车从纽约州赶来参加葬礼。他穿了一件灰褐色的军用雨衣，戴着一顶犹太人的圆帽。令人吃惊的是，他哭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他试着宽慰自己的女儿。
“我觉得你能很快复原的。”他对着牛扒和烤土豆说。
离婚和丧夫的双重打击让悉妮感情瘫痪，无法完成发展心理学的硕士论文，只得从布兰代斯大学的研究生院退出。从那时起，悉妮经朋友介绍做了几份临时工，有一份是大材小用，另一份则专业完全不对口：哈佛医学院微生物系的文员（大材小用）；纽伯利街上一家画廊的经理助理（不对口）。悉妮为这些工作机会而感恩，因为毕竟有机会可以转移注意力自我复原。但她最近开始想，也许这荒谬、无所事事的人生阶段该到头了。
“你一定是那个家庭教师吧。”
“你是？”
“本。门廊上那个是杰夫。”
“谢谢你拿毛巾给我。”
“你很会玩身体冲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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