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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花瓣从花束上掉下来，那是早些时候朱莉和她父亲摘的。悉妮摸着它，用食指和拇指揉搓天鹅绒一样的花瓣，立刻有香味散发出来。她抬起头，本和杰夫都正看着她。
“这叫什么？”她问爱德华兹先生。
“卷心菜，”他说，“那些是花缎，十九世纪花匠们的骄傲。它们抗旱能力强，适合在海滩生长。”
“这是我的最爱。”朱莉说，手指摩挲着一朵极大的米黄花朵。
悉妮等着，希望那女孩会开口多说几句，通常她只在饭桌上说一两句。不过朱莉立刻埋下头，继续吃她的晚餐。
“后来那女人怎么样了，那个寡妇？”安静好一会儿后悉妮问道。悉妮对那个飞行员和寡妇有同理心，不管他们应受处罚还是不应该。
在她旁边，她能感到爱德华兹太太神经都绷紧了，可能两位客人还不知道他们住在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的房子里。
“她和女儿搬去了她母亲那里，”杰夫回答，“然后听说寡妇搬去伦敦了。”
杰夫以礼貌但公事公办的方式摆出事实，暗示话题的结束。悉妮看得出儿子们必要时会顺从母亲的情绪“晴雨表”，可能他们已经听到远处的“轰隆”声，所以害怕暴风雨的到来。
朱莉的脸因炎热和开心而泛红，看上去完全不受她妈妈的影响。她浓密的金发随意地挽了个髻，不幸地反衬出她母亲的树枝状发夹。她的睫毛也是金色，又长又翘。朱莉似乎并不担心自己的体重，事实上，她非常性感。悉妮想，哥哥们要留心了，至少总有个人需要留心。
“维多利亚明早到这里。”爱德华兹先生宣布，而且很明显客人早有耳闻，因为他们两个都盯着正在喝滚石啤酒的杰夫。
“很漂亮的女孩子。”爱德华兹先生说。他刚才泼出的如硫酸一般刻毒的政治评论立马不见，都抛诸脑后了。
本直直地看着杰夫说：“她确实是。”
除了不太明显的脸红外，杰夫没有给出任何他听到这话的迹象。脸红可能代表任何事，独处的不开心？提到他内心最隐秘的事了？或者先前有人开过他的玩笑？
“我正在找一套新的公寓。”本不经意地转了话题。
“你就是做这个的呀。”杰夫说。
“我已经厌倦住在南端，想搬到滨海地区住。”
“他们说别一年到头住在水边，”爱德华兹先生说，“像地狱一样让人沮丧。”
“有一些很棒的豪华公寓一直在涨价。”本说。
爱德华兹先生一只手肘放在桌上，用手指着本。“你们这一代要吃不少苦，”老人继续，“以后几十年都得忙着摆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高额债务、恐怖主义分子、恶劣的外交政策。”
整桌人都陷入了对未来的思索，气氛确实有点愁云惨淡。爱德华兹太太开口了（想象一下等会儿回到卧室后会有怎样的训斥）。“马克，你吓着孩子们了，”她说，“而且你还破坏了一顿完美的晚餐。”
爱德华兹先生在桌子的另一端打量自己的妻子。“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了解一下将来的生活会怎样？”他直率地反问，“再说了，他们并不是不了解这些事。我猜杰夫还能告诉大家一两件。”
可以想象就算杰夫能说上一两件甚至三件事，他现在也无意与他母亲唱反调。
“今晚红袜队有比赛吗？”本又换了一个话题。
“噢，不，我们在红袜队的地盘上！”阿特假装害怕的样子，戏谑地抓住他妻子的手腕，“谁投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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