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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不是“龙”,是一位13级的老干部。我们新华社下放到大于公社的有三人:一位是对外部的黄龙,他时年48岁,满头白发。在新华社下放到农村基层的干部中,数他年龄最大,而且资格老,级别高,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黄龙”。他是广东人,30年代末期参加革命,搞过地下工作,抗战期间在广东东江打游击。他是归国华侨,英文很好,是一位高级翻译。他的夫人比他小很多,当时还不到30岁,有两个孩子。他是主动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万名下放干部队伍到灾区来的。北方农村,特别是灾情如此严重的灾区农村生活,对他来说不仅是很不习惯,而且是十分困难。大家对他都很同情很关心,县里领导本想照顾他一下,安排他到条件稍微好的地方,他不干,坚持要求到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他就和我们新华社国内部下放干部中的一位女青年周淑琴,一起到我们大于公社最困难的大孙家大队包队。周淑琴住的地方比较好安排。她被安排在一户条件比较好的社员家里,同一位老太太住在一起,住的问题顺利解决了。而黄龙一进村首先遇到难题是住处问题,和社员同住一起有困难(口音很重,如他本姓房,参加革命时被误登记成了黄),只好住到社员家里的没人住的空屋里。虽然有门有窗,也还算比较严实。但没有柴火,不能生火,屋子里很冷。气温很低再加上吃不饱饭,尽管把全部铺盖都铺盖上了,穿着衣服睡,也冻得睡不着,时常被冻醒。当时正是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的隆冬季节,大家都很不放心,都在积极想办法,帮助他解决烧柴取暖问题。黄龙是南方人,独立生活能力差,对北方农村情况很不熟悉,农民听不懂他讲的广东话,我们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出问题。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时,没想到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不用着急了,冷的问题我已经找到办法解决了。”说着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外屋停放着的一口棺材说:“我找到了个好地方住了。睡在这里边,把盖子留道缝,就一点都不冷了。”我探头往棺材里一看: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麦秸,上边是他的全部铺盖,装了多半棺材。我相信睡在这里是不会冷的。但是使我震惊的这是房东为死人准备的一口棺材,一般来说屋子里放着一口棺材,人们都感到瘆得慌,都很忌讳,更不用说睡在里边了,这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住进死人住的地方了。黄龙不迷信,还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现在不用,我先来用用吧。我相信我还不至于睡到里面就出不来了。”
我住的条件比起黄龙要好一些。我是住在大于大队的包队干部,这个大队共分4个生产队,加在一起不到100户,300多口人,离惠民县城很近,只有3华里。经济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非正常死亡也少一些。1960年全村共死亡28人。尽管如此,由于生产连年下降,吃粮也十分紧张。我到大于大队时,正遇上大队粮库两次被盗的第二天,原来看粮库的人说啥也不干了。原因一是担风险不安全;二是粮食被盗遭到怀疑,受牵连,找谁谁都不想干。我到大队粮库了解粮食被盗情况时,大队长刘振西对我说:“你的住处问题,我们意见是想请你住在这里吧!你看怎么样?”这里位居村子中间,是全村唯一的一栋独门独院砖土结构的农家房,四周与农家住户相毗连,窗户都已经堵死了。据说这是村里的唯一粮库了。粮库里外4间,里边两间存放着全大队仅有的明年生产用的种子粮5000多斤。门上两把大锁,钥匙分别在大队会计和粮库保管员手中,按规定没有大队主要领导干部在场,任何一个人也开不了仓库的门。外边一间屋是粮库保管员住的地方,白天有时大队干部在这里开开会,碰碰头。屋子里有一张用木板搭的床和一张破桌子,一盏油灯,最主要的是有个土坯炉子,有时太冷了,还可以找点儿柴火生生火,烧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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