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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使人们伤心的不仅是“归大堆”，而是在这基础上的“大锅饭”、“公共食堂”。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仅把树砍了，而且把农民家中所有铁器几乎都拿去大炼钢铁了，最后把家里的做饭铁锅全部抢去砸了。这是砸了我们的饭碗子……从那以后大家就都吃公共食堂了。宣传上把公共食堂说得那么好，那么多优越性，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什么公共食堂，吃的东西有时连旧社会的“粥棚”都不如。不仅数量少，质量差，至于那个不卫生就没法说了!一个生产队几十户几百口人，每顿饭虽然吃的都很简单，但打饭却是个麻烦的事儿。不管天冷天热都得排长队，几乎每天都得出点事故，不是有人撒了粥，就是有人摔了碗。有的让小孩去食堂打饭，路上没小心跌倒了，砂锅打了，粥没了，这一家人的饭就吃不上了。那时候炊事员是个“肥差”，他掌勺，给多少就凭他的勺子了。他高兴了就多给点儿，他不高兴就少给点儿。有的炊事员甚至拿窝头去搞女人，如果她不干，他就想办法少给，让她吃亏，吃不饱。炊事员加上仓库保管员、会计员，统称“三大员”。老百姓的肚皮全部由他们来控制。除了他们家里人或亲戚朋友，一般说来，只能给少不能给多，短斤少两是常事，谁还能去量量。尽管如此，最后因为没有粮食实在办不下去，才不得不散伙。现在叫回家吃饭，既没粮食又没锅，用什么去做?听说中央还在强调要“办好公共食堂”?我们老百姓最害怕的就是公共食堂，没有公共食堂不会饿死那么多人。现在解散了公共食堂，即使再大的困难，大家也不希望再办公共食堂了。
听了他的这些话，我深感他不仅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而且敢讲真话，敢讲心里话。我很同情他，也很佩服他，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老石是个乐观主义者，向我反映的大多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少谈及他个人和家庭的悲惨遭遇，不愿意谈及个人的伤心事儿。只是一件事却引起了我和公社崔书记的一场争论，就是老石反映给他们最重病号的营养品（鸡蛋、白糖、黄豆等），从逐步减少到停止供应了。他说：“我们还能够吃得下去，还能吃，为什么不给了，这不是叫我们快死吗!”我很同情他，真的停止供应，他们就没命了。特别是像他这样为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的残废军人，家里的人都已经死光了，只剩他一个人了，眼巴巴地看他死去，实在于心不忍!于是我找公社崔书记谈了我的意见。崔书记说：“他的情况我们很了解，他的要求也可以理解，可我们救济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这点东西究竟应该用在哪里，该给谁吃?我们不是没有慎重考虑过。”他说：“前些日子我们给他们吃了不少，甚至让他们放开肚皮吃过，可是已经不起作用了。他们吃鸡蛋拉鸡蛋，吃肉拉肉，连颜色都没变，连点臭味都没有，说明他们的肠胃已经完全失去吸收功能了，只是熬日子了。不信你看，他活不过端午节!”我说：“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呀！”崔书记说：“问题是咱们只有那么一点儿东西，救得过来吗？”我说：“没有经过实践怎么知道救不过来呢?”我和崔书记发生了争执、顶撞，直至红了脸。崔书记一再说：“要把这点儿有限的救济品用在刀刃上，这是经过公社党委讨论决定的。”我就一再地说：“他是残废军人，应当给予特殊照顾!”争执不下，最后崔书记不满地说：“既然你是中央来的，那就尊重你的意见吧，给他个特殊照顾。不过，我还是要说，他最多也活不过端午节！”我说：“那就再做一次试验吧!”这是下放半年来，我第一次同当地领导干部发生争执。当时我的思想也很矛盾，真诚希望老石能活下来，至少能活过端午节。然而遗憾得很！事实没有如我所愿，离端午节还差半个多月，农历4月18日他就死了!
老石死了，我心中十分难过和自悔。我难过的是，他这样一位经过枪林弹雨考验、为共产党夺取政权作出贡献的人，没有死在战场上，却饿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我悔的是，这些极其宝贵的营养救济品，不仅没有把他救过来，而且也耽误了其他一些非危重病人。因为没有食品，耽误抢救时间，使有些本来可以及时救治的没有得到救治，最终病情恶化导致死亡。为此，我向崔书记和公社党委作了自我批评。这件事我虽然认输了，但至今回想起来内心还是很矛盾，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于心何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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