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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放干部已经把户口带到了当地,按照这里脱产干部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一律是17斤,比我在北京时每月定量减少14斤,而且这17斤几乎全是地瓜干,根本不够吃。我们和当地干部不同,家不在这里,不能互相调剂,也没有自留地和代食品补充,单靠17斤地瓜干是难以为继的。县里领导担心我们的身体健康,特地指示公社帮助调点棉籽饼作为代食品,补给我们所在的大队食堂。用棉籽饼面和地瓜面混合起来做的窝头,是土黑颜色,很硬很重,虽不像老草面窝头那样咽不下去。但吃下去之后,一是胃很难受,二是大便困难。有时不得不用肥皂水灌肠,甚至用手抠。尽管如此,它比观音土、老草面都强。经我们请求,从大队食堂调出100斤棉籽饼支援了西马小队的一些特困户,他们非常高兴。我说我们宁可少吃点,也要救济一下特困户。这是我在西马小队调查中做的一件实事、好事。
西马小队共有48户人家,我来之后都走访了一遍,了解到一些灾情。1月11日,根据县委指示,我们全体下放干部集中在北镇,参加惠民县四级干部会议。
西马虎村调查之后,我们下放干部工作组向县里提出要求,再找一个灾情严重的公社去作典型调查。县里领导说胡家集公社在全县具有代表性,要我们到那里一方面救灾,一方面搞些调查。
春节前我们来到胡家集公社。这个公社远离县城70华里,是个灾情很重的盐碱化地区。我被分配到这个公社灾情最重的李家大队皂户杨生产队。在我们到达胡家集公社第二天,我一个人带上行李去了距公社三里多路的皂户杨村。
走出胡家集极目远望,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平坦耕地变成了白茫茫的盐碱滩。这里地处黄河沿岸,是大跃进时期新修的水利工程——引黄灌区。本来是想引黄河水灌溉,增加农业生产,没有想到这段黄河是“悬河”,水位高,引进的黄河水有进无排,蒸发之后出现盐碱化,大量耕地不仅长不了庄稼,甚至成了连草都不长的盐碱滩。兴修水利本来是件好事,但在这里却是劳民伤财,成了一大祸害。
皂户杨村周围原来是一片树林,现在有的被扒光了树皮,有的残留着一棵棵白色伐根。走进村里,到处蒿草丛生,许多房屋已经倒塌,一片寂静,不见人影。我一进村就想找这个村党支部书记杨庆吉,可我进一家是个空院子,屋内院外到处是粪便;又进去一家又是个空院子,走了几家都是空的。想打听一下,不见人影。街上竟然无人无声,死一般寂静,只有北风呼啸吹起层层浮尘。面对这种凄惨局面,我不禁毛骨悚然。我想一个二三十户的村庄,人总不会都死绝了吧。于是我挑比较完整的房子往前走,走了一家又一家,走过好几家,好不容易才到了一家。一位30多岁的妇女走出门来,只见她满面污垢,披头散发,上身的棉袄已经黑得发出亮光,下身的破棉裤挂满了“灯笼花”,赤着脚趿拉着一双破鞋,面容憔悴,毫无表情。我问她:“村干部家在哪里?”她似懂非懂地摇摇头。接着我又问了一声:“支书杨庆吉家在哪儿?”她又呜噜呜噜地不知说了句什么,我也没听懂。最后她向西指了指,意思是要我到西边去找。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才算找到了村支部书记杨庆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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