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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府决定执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犯罪，此即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任金钱这尊现代之神摆布。数以万计的士兵，数百吨的战争物资，数百万个谎言。其目标？摧毁图书馆和医院、住家，以及玉米田和豆田，除去任何叛乱迹象。札巴达原住民反抗军起而反抗，他们撤退至山区，开始了一场至今——即使在我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尚未结束的大规模出走。新自由主义假装保卫主权，却是一个已在国际市场上以美元卖出的主权。
新自由主义纵容愚蠢和犬儒主义统驭全球各地，却在种族灭绝之外无法容忍任何异质力量。“死时是一个社会群体，一个文化，最重要的是一种反抗势力。而后你便可参与现代化。”统治中心的大资本家们对原住民农民（campesinos）说道。这些原住民激怒了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逻辑。他们的叛乱，他们的挑战，他们的抵抗，都激怒了他们。他们不合时宜地存在于全球化的体制中，这种经济和政治体制将判定穷人、所有反对人士——亦即大多数人——都是障碍。札巴达原住民“我们在此地”的武装反抗姿势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也未让他们保持清醒（一点点枪火弹药便足以喝止此种“不智”的违抗之举）。他们关心却又担忧的是，在他们（札巴达原住民）的声音被听见时，他们的存在便转而提醒人们对“新自由现代性”的疏忽：“这些印第安人今天不该存在，我们之前早该使他们灭绝。现在要歼灭他们更为困难，也就是说，更劳财费神。”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墨西哥政府心头一大重担。
“让我们解决导致暴动的肇因。”政府的谈判者（昨日的左派，今日的耻辱）说道，仿佛说的是：“你们每个人都不该存在，这是现代历史中一大不幸的错误。”“让我们解决肇因所在”是美化“我们要消灭他们”的同义说法。对这个着重财富与权力并散布死亡与贫穷的体系来说，农民、原住民都不符合计划和体制。他们都得被铲除，就像苍鹭……和老鹰……都得铲除。
有待揭开的谜与其说是刻意隐藏的东西，不如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几乎无所谓表演：农民无须跟都市人物一样扮演角色。这不是因为他们“简仆”或比较诚实或坦率，而只是因为一个人的未知部分和众所周知的部分——而这是所有的表演空间——两者之间的空间太小。
——约翰·伯格，出处同上
1992年12月
寒冷的拂晓拖着脚步在晨雾与茅舍间行进。清晨时分。拂晓离去，寒冷依旧。人与牲畜开始出现在泥土小路。寒冷和小径伴我阅读《猪猡的大地》。赫里伯托和伊娃（各是五岁和六岁）过来把书抢去。他们看着封面的图画（它是1989年的马德里版）。那是康斯特布尔[1]的画，一幅英国的乡村景象。伯格先生，您书的封面唤醒影像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快速联结。比方对赫里伯托来说，画中的马肯定是“娃娃”（在原住民反抗军控制墨西哥东南部的那一整年随我们同行的一匹母马），除了曼努埃尔之外没人骑得上它，曼努埃尔是年龄、身高、体重都两倍于赫里伯托的玩伴，赫里伯托是查莉塔的兄弟，因此也是他未来的妻舅。而康斯特布尔所称的“河流”在现实中是一道河床，一道穿越“现实村”（La Realidad是村名）的河床，赫里伯托的视野范围所能及的现实。他的行迹远达“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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