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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他就像是在下国际象棋,早早便预见到了棋局之后的发展……他这个人物是否真的存在?坦率地说,唯一的证据……就是法院,这是我们看见他和别人在一起的唯一地方。他可能仅仅只是鬼魂,或者换种好一点的假设,他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未来的、年老的奥古斯特,在假设没去坐船的情况下、将来的那个奥古斯特。[11]
基耶斯洛夫斯基曾说过,《红》是一部有关天气的电影,他不知道如果用英语中“天气”的同音词“是否”来形容影片,那会有多么合适:《红》正是一部有关“是否”的电影。如果说电话是法官手里的工具,那么,当他最终打电话向卡琳询问天气情况时,他或许真的像魔法师那样“举起了手里的魔杖”。(正如1997年巴黎研讨会上一位听众所指出的,错误的天气预测将《十诫,一》和《红》联系在了一起。)
和瓦伦蒂娜看到的落日一样,选让-路易·特兰蒂尼昂扮演法官也为影片增加了一份暮色沉沉的感觉。这位曾主演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浪漫爱情片的法国演员也在特吕弗遗作《情杀案中案》(1983年)中扮演年老的反英雄角色。基耶斯洛夫斯基和特吕弗都在完成自己最后一部影片后的一年之内与世长辞。在这两部影片中,特兰蒂尼昂扮演的都是导演的另我,无论是与特吕弗心爱的范妮·阿尔当(在片中范妮扮演的角色救了男主角即导演自己)合作,还是与光芒璀璨的伊莲娜·雅各布(她扮演的角色唤醒了法官内心被压抑许久的同情心和希望)合作。《红》里的法官最终放弃了干预他人生活的做法,这也反映出基耶斯洛夫斯基“折断自己魔杖”的想法,正如普洛斯彼罗放弃魔法的做法也反映出莎士比亚的内心一样。
影评人戴夫·凯尔(Dave Kehr)在他充满想法的《拯救世界》一文中详细描述了法官一角的回响:
特兰蒂尼昂是《旧约》中的上帝,不过是一个本领大大缩减了的可怜上帝。他的力量可以延及灯泡,但却达不到闪电,而他对狂风与海洋的控制也可以用他知道某个提供气象预报的电话号码来进行解释。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神,可能只是自己把自己当作了神——就像是电影人,他们创造出自己的小世界,放入自己的人物。特兰蒂尼昂在法官身上注入了很多属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矛盾性,我们不难想象,一个退休后的基耶斯洛夫斯基也像法官一样孤身独住一整栋房子,在人生的混乱中安静地坐着。[12]
《红》完成后,基耶斯洛夫斯基表示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不会再拍别的电影。“如果三部影片分开来拍的话,我会多失去自己六年的人生。所以说我现在是赢来了三年时间。”他在戛纳开玩笑说。他如此为职业生涯画上句号,是否是为了再一次重生?我们想到了《白》中“失去生活动力”的米柯瓦伊,如果说他是累了,那本已退休的法官放弃窃听可谓是又一次地“累”了,他告诉瓦伦蒂娜:“我什么都不想要。”“那就停止呼吸。”她回答说。“好主意。”他说。这或许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的象征,一个获得新生的愤世嫉俗者。正如斯图尔特·卡拉万斯所写的:“正如普洛斯彼罗选择将自己的魔法书浸入水中,我们这位现代巫师也在一个水花中为自己收场了。这是一个静默的水花:虽然《红》以规模巨大的海上暴风雨收场,但故事的核心却在于一个老人的放弃。”他也和凯尔一样,将法官与基耶斯洛夫斯基联系在了一起,“基耶斯洛夫斯基一直用手中精致的摄影仪器……跟踪着别人生活的交集……现在,在他退休之前,他在银幕上的替身以法官的形式出现,他最终关上了窃听的仪器,任由别人的生活在不再被他监视的情况下继续下去。”[13]
在1997年的巴黎研讨会上,彼埃西维奇谈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时或许脑海中想到的正是《红》:“我们害怕他,不过我这里说的害怕并非指那种恶意。他是个法官,一个好法官,很好的参照物。”而导演自己在谈到法官这个角色时也显得很坦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反映了我的世界观。所以我经常说《红》与我自己很接近。”不过他也补充道,“但是瓦伦蒂娜对人对事的那种天真目光在我身上也有……你可以认为这两个人物对立的立场其实都是我的。”[14]伊莲娜·雅各布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两个人物间的对立,对应的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内心的一个疑问:年轻的希望如何与成熟的经验共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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