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红》
《三色：红》（2）

    《红》一开场便引出了影片的多个关键元素，从电话（或者说监听）到无所不在的摄影机，从纵横交错的电线（或者说迷失的联系）到机遇。对法官来说，电话机就像是收音机，更多地被用来收听而非对着它讲话。他和瓦伦蒂娜从没给对方打过电话，她来他家见他，他则在收到请帖后专程去看她的演出。对于家里没有电话答录机的奥古斯特来说，电话总是造成麻烦：他在关键时刻错过了卡琳的电话，再打回去时又遇到忙音。对卡琳来说，电话则是她的生活工具，她通过电话为顾客提供各地气象信息。对瓦伦蒂娜来说，电话是挫折感的源泉：每次米歇尔打电话来，他都会就她上一次为何不接电话而斥责一番。事实上，这位吃醋的男友似乎一直在监视着她，他能感觉到瓦伦蒂娜本可以早点拿起电话。

    由于观众接触《红》首先是通过瓦伦蒂娜和她未露面的男友在电话上的对话，我们相对米歇尔的关系也就和法官相对所有人的关系一样——偷听。但是，偷听的人绝非只有我们：法官挑战瓦伦蒂娜，问她是否敢去邻居家告诉那个已婚的男人，他和他的同性情人的对话被法官偷听到了；瓦伦蒂娜去了，却发现那男人的女儿正在另一个分机上偷听他父亲的电话。

    优雅、深思熟虑的镜头运动，暗示着一种善意的监视。和法官一样，镜头似乎能同时看到每个人物的行为。例如，在瓦伦蒂娜抓起电话前，镜头中出现了奥古斯特，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他也在打电话——比剧本中安排的来得早——还在电话里来了个迅速而又神秘的吻。电话铃声将画面带出他的房间——途经“约瑟夫家”咖啡店的红色顶棚——从窗户进入瓦伦蒂娜的房间。摄影机等待着女主角入画：我们听见她留在答录机上的声音，而红色摇椅的晃动则暗示她之前还在。（当她跑进画面抓起电话时，观众和打电话来的人一样，感觉松了一口气。）摄影机有着属于它自己的全知生命，例如在瓦伦蒂娜离开后，摄影机又仿佛自动般地转回到法官身上。或者是在保龄球球道上，它不仅跟随着一只即将推倒球瓶的保龄球，还从瓦伦蒂娜身上向左移，拍到一只碎裂的杯子，以及一包被捏皱的万宝路。我们已经知道抽万宝路的奥古斯特原本约好和卡琳在保龄球馆见面，上述的镜头运动间接地告诉我们，卡琳不会来了。（碎裂的玻璃杯也在视觉上呼应了瓦伦蒂娜和法官最后那场对手戏中，她手中捏碎的咖啡杯。）当法官向瓦伦蒂娜描述自己是如何给邻居们写信时，摄影机再次向左移动——无声无息、充满自我意识、目的暧昧——直至另一间屋里的玻璃瓶，然后才又移回。两人在剧院最后一次见面时，法官告诉瓦伦蒂娜，自己的书从二楼落下，翻开的那页上正巧有着之后考试时会出现的考题，此时，摄影机也仿佛本能地向下斜移，好像是在模仿书本的掉落。［1］

    书本正好翻开到这一页，这是否是碰巧？奥古斯特的书也同样落下，同样恰好翻开到有着他日后所遇考题的那页，这又是否是碰巧？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充满交集的诗意世界中，或许不是。瓦伦蒂娜问米歇尔，如果当初她没有走出去休息一会儿的话，他俩是否还有可能会遇上。后来，她走进咖啡店，和平日里一样玩上一盘老虎机游戏。法官让她听了段奥古斯特和卡琳间的对话，他们用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去打保龄：卡琳和法官同时抛出硬币，都是反面。法官的微笑暗示着，所谓巧合其实仅仅只是命运的伪装。

    摄影机的复杂运动，配合上对红色的使用，呈现出一个一切早已命定，所谓机遇并无多大用武之地的世界。基耶斯洛夫斯基用“倒摄推理”（用后发生的事情来推理之前发生的事情）这个词语来形容影片中某些意象的反复出现，用皮奥特·索伯钦斯基的话来说就是：

    这些当然都没有故事板，有的只是一些能引起联想的东西，但它的含义却必须被隐藏起来，而非揭露……明确了一系列能引发轻微联想的对象后，我们将通常的电影逻辑给颠倒了过来。通常都是预兆先于未来发生的事情出现，但我们却为表明某些先发生的、明显属于偶然的事情其实对于故事整体来说很重要，而着重设计了后发生的那些情节。［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