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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由迪克·里内克领导的一家荷兰制片公司委托数名导演,联合执导杂锦电影《城市生活》(City Life),拍摄地点包括加尔各答(印度导演姆利纳尔·森[Mrinal Sen])、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导演阿列杭德罗·阿格莱斯蒂[Alejandro Agresti])和休斯敦(美国导演伊格尔·潘内尔[Eagle Pennell])等。基耶斯洛夫斯基拍的一段名叫《一周七天》(Siedem Dni W Tygodnui),片长18分钟,从周一至周六,分别在华沙各地拍摄。每天都会聚焦一些不同人群的生活点滴。星期一,一个男人在洗漱(还没结束就有人来敲门),然后坐公交车去工厂上班;星期二,一个女人打扫房间,将折叠床收回成沙发,然后再给别人打扫房间,准备早餐;星期三,一个年轻男子教小孩学俄语,然后干起了打字员的工作(打的内容是“政治局节假日会议”);星期四,一个年轻女子白天为美国交响乐团当导游,下午在医院当护理;星期五,扎马尾辫的鼓手在自己的运动鞋上涂来画去,然后把鞋放在地板上,划出公寓里属于自己的地盘;星期六,老妇人先是在邮局等待养老金发放,接着去使馆排队等签证,然后去肉店排队买香肠。星期日,之前出现的所有这些人坐在一起吃早餐,此时,我们才意识到,原来他们是一家子。一周七天,生活在华沙的三代人经历了他们日常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包括困难的居住条件、繁重的翻班工作,以及官僚主义。
时间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早期作品的精髓所在,他用小时(《医院》),用天(《七个不同年龄的女子》),用年(《谈话头》),用大的生死循环(《叠句》)来记录时间的流逝。与之相似的是,他当年的同事也都提到过,基耶斯洛夫斯基喜欢计算自己已用了多少胶片,还剩余多少,他着迷于用一格格的胶片来记录时间。正如犹太教信徒祈祷时说的:“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反映出一种深层的意识:可能性取决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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