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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第一天，学院大厅里左后边的电话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有人在那儿，就松了一口气。要是那里有三四个人在门前排队等，我就感到如释重负。我不安地避免注视它，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只要它是空的，直截了当地邀我进去，我每次都陷入诱惑中：现在，现在，现在……
我曾多次走进它，给自己打气，然后，拨出那个背得烂熟的号码，但是，在传出接通的第一声信号后，我就立刻挂上了听筒。对方应了一两声，却得不到回答。我的硬币就这么浪费了。
不过，那个电话间是无法永久避开的。它在等候，表现出耐心，似乎在等我这个优柔寡断的人：一个窥伺的圈套。不久，它又出现在我眼前，在我去施泰因广场的路上，或是从工作室回到学院内院的时候。
它朝我迎面而来，又在我身后尾随。对于施吕特街的这个房客来说，它在睡梦中仍然敞开，像邀请似的空着。它使我成了那里的常客，我被那拨号盘吸引，被一个个数码吸引。在梦里，我因为持续的占线信号而一事无成。但也只有在梦里才传来应答，让人兴奋地进入一次较长时间的通话。
说我胆小，可以算得上是正确地说出了我的举止。那一个接一个数字的号码就像是一串念珠连祷的组成部分，反复地说出，又保持原样，但只是短时间有用。
有一次，我排到电话亭前等候的行列里，一边与辛特尼斯班上的一个女生说笑，这对我显然有好处。她叫克里斯蒂娜，身上有些好像马驹的东西，那就是她的马尾式发型。我真想用手抚摩它，但也仅此而已。她在我的前头跨进了电话间，这时，忽然有一个人离开了，那个人很像我，天生害怕具有约束力的话语。
我的爱情就这么谨小慎微地保护在粗坯状态，懵懵懂懂地隐藏在温柔的话语下，这对我已经足够了。我享受着我的犹豫，担心接下去的事，所以想回避，因为每当我准备跨进那个小房间时，我知道，只须献出两枚硬币，拨出一个又一个号码，然后谦恭地听着一声又一声信号，那就会听到，玛丽·维格曼排练场的秘书怎么接电话，有礼或者无礼地询问你的要求，于是你说出一个人的名和姓，与她通话是你的迫切愿望，接着便是等候，直到她跳跳蹦蹦地跑过来，用十分悦耳的书面德语说“是我，请讲”，那么你就完啦，没了退路，被拴住了，因为你势必会受到控制。你不能再悄悄溜掉，只好开始说一些事，熟悉你自己，接近实实在在的人，而她的名字原本只是随便写下来的。
然后，我通过电话与一个叫安娜·施瓦茨的学舞蹈女生说了简短的几句话，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就实现了。进展真快啊。一个电话就够了。
我费了很大劲儿，回忆我们后来的儿辈及孙辈的生日，才弄清了那个日期：我们是1953年1月18日会面的。大凡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比如，重大战役与谛结和约，我总觉得就像是在眼前，第二帝国按照俾斯麦的意愿建立的日子，至今仍有用处，我有时想起那个冰冷的日子——那到底是个星期六还是星期日呢?——但对于那一天的过程已经不大清楚了。
我们约好了中午1点钟见面，地点在动物园火车站的地铁出口处。因为我曾在森夫滕贝格和施普伦贝格之间负过伤，丢了那块金茨勒手表，身上没带多多少少能知道时间的东西，所以，我过早地站在车站的大钟下面，犹豫不决地跑来跑去，陷入诱惑之中，又克制了一会儿，但后来还是走到对面那排店铺的一张柜台旁喝了两杯酒，所以，当安娜准时来到时，我的呼吸散发出酒气，而她当时看上去还不够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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