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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我接到入伍通知
一直不敢去想的事情，现在才成了事实，黑字白纸地放在面前签了名，填了日期盖了章：入伍通知。但是，那些预先印在上面的大写和小写字母都说了些什么？信笺上端的文字模模糊糊的。签名者的头衔也看不清，似乎他事后被撤了职。记忆平时是个话篓子，动不动就抖出几件轶事来，现在却只给我一张白纸。或者，是我自己不愿去解开刻在洋葱皮上的那些密码？
母亲不愿去火车站送儿子。个子比我小的她在客厅里拥抱我，在钢琴和落地大座钟之间哭成了个泪人：“你可得给我平平安安地回家……”
是父亲送的我。我们坐电车到了火车站，一路上默默无言。然后，他得为自己买一张站台票。他戴着绒帽，衣着整洁，看上去俨然是中产阶级。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到目前为止还能在战时保持平民身份的中年男人。
他坚持要替我提着纸板旅行箱。他，我的父亲，我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曾一直都想摆脱他，我曾认为两居室拥挤不堪和四家人合用厕所都得怪他，我曾想用希特勒青年团的佩刀杀了他，而且在脑海里已经杀了他好几次；他，我的父亲，有人以后会模仿他把情感变成鲜汤，我从来没有温柔地、经常只是在争吵中接近他；他享受生活，无忧无虑，容易上当，总是努力保持仪态端正，努力像他说的那样“一笔一划地写一手好字”；他以自己的标准来爱我，他天生就是个做丈夫的料，是太太嘴里的“小威”。这样的他，我的父亲，在火车猛烈地喷吐着蒸汽进站的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他，而不是我，脸上滚下了泪珠。他拥抱我，不，我要坚持说，是我拥抱了他。
或许不是这样，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只是握手道别？
我们节约用词，甚至是用词吝啬？“走好，孩子！”“再见，爸爸！”
火车开始驶出月台大厅时，他是否取下了头上的绒帽？他尴尬地用手捋平略显散乱的金发？
他挥动绒帽和我告别？或许他挥动的是那块手帕？在炎炎夏日，他总是把手帕四角打结当帽子戴，在我眼里可笑极了。
我也从敞开的车窗向他挥手告别，看着他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记得清清楚楚的是远处的背景，但泽城里林立的塔楼映在暮色苍茫的天幕上。我还记得当时听见近处卡塔琳娜教堂的钟声：“永远忠诚，永远正直，至死不渝，死而后已……”
火车开了一夜，停了无数次，终于晚点抵达帝国首都。它慢吞吞地进站，似乎即使不要求旅客把一切都记录在案，也要求他们未雨绸缪，现在就开始填补未来的记忆空白。
还能记得的是，路堤两边有几幢房子、几片住宅区在燃烧。楼上的窗口里只见火光闪耀。再望下看，是黑咕隆咚的街道和树木茂盛的后院。充其量只有几条剪纸般的人影映入眼帘。看不到成群结队的人。
火车站里，大家对视野之内的熊熊大火漠不关心。这里熙熙攘攘一切照常：你来我往地拥挤，咒骂，还有突如其来的哄堂大笑声。有人度完假要回前线，有人从前线来要去度假。德意志女青年团的丫头们向大家分发热饮料，被当兵的摸了一把也只是咯咯咯一笑了事。
是什么如此刺鼻？是屋顶只是微损而已的车站大厅里蒸汽机车哼哧哼哧喷出的烟雾，还是着火的地方飘来的焦味?
行军给养发下来了，包括香烟，连我这个不吸烟的也有份。不过，我的香烟转眼就被瓜分一空。作为交换，有个小伙子给了我一点通常过圣诞节时才有的东西：在可可糖浆中滚过的杏仁马铃薯。集合点，报名处，指挥部，无数指示牌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幸好有两个战地宪兵给我指路，他们胸口挂着带链子的金属身份牌，所以人称“铁链警犬”，警告大家小心。在火车站——究竟在柏林的哪个火车站呢？——的售票大厅里，我这个年龄的新兵排着队。等了没多久就有人把一张行军命令塞到我手里：下一站德累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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