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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赵国屏这样一说，王理寰恍然大悟。他和王化一他们多次商谈起义问题都没有邀赵国屏参加，那真是误会了。唉，早点把心胸放开一点就好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王理寰想到，反正现在卫立煌已走，他也已可以毫无顾忌地干了。于是，猛然离座，大步走到门外，对赵国屏说：“副座，请出来一下，我有话说。”
赵国屏向四周看了一下，他的随从兵都站在门外严阵以待，就到门外对王理寰说：
“你说吧。”
王理寰压低声音说：“我已知道你的意思。现在事情紧急，别的我也不说了。现在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周福成把咱们都扣起来。为防不测，我先回去做些准备，这儿就交给你了。”
赵国屏也想不到，他以前担心没有把握的王师长，原来态度竟如此坚决明朗！他不由大为欣喜，连声说“好”，并叮嘱他回去后马上把这儿的情形告诉未曾与会的刘德裕、张儒彬两位师长，候命行动。
王理寰匆匆走了。赵国屏回到屋里对周福成说：“司令官，王师长说他回去马上就要行动，在门外的杨副官也听到了。你不信问问他。”
杨副官是周福成的贴身副官。他证实赵国屏说的的确不假。
赵国屏又说：“你要不信，还可以再问问你的连襟夏副师长。他们第一三○师早已有中共代表在那里谈判了。”
周福成的连襟、第一三○师副师长夏时（字时之）是王凤起的好朋友，又是王凤起的陆军大学同学，同时与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也有同学之谊，所以王凤起一到沈阳就先做他的工作，并想通过他进一步做周福成的工作。夏时自己的态度比较积极、明朗。但他深知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而自己仅仅是一个副师长，非到兵临城下，不能有所作为。所以答应时机一到就同解放军联系，并希望能得到万毅一信，以昭信守。后来万毅给他写了信，满足了他的要求，他也从那时起就决定走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赵国屏随手叫通了夏时的电话，对着话筒说：“是时之吗？我把大家的意见向司令官说了。他大发雷霆。我若再说，他就要对不起我了。你可以把你们那边的真实情况向司令官说一下。”
周福成接过电话，没听几句，就把话筒一摔，倒在沙发上说：
“赵国屏，你把我坑了！”
过一会儿，周福成又倏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大声说：
“我不用你们，我自己指挥！”
他打电话给第三十师师长张儒彬，开口就说：“你们是不是也不打了？”张儒彬说：“谁说不打了？枪还在响呢！”接着又说：“司令官，不是我们不打，而是打不了啦。现在全线都在后退，真的是打不了，不能打了！”
“他妈的，你这是耍我呀！说了半天还是不打？”
周福成这下子真有点找不到北了，恨恨地骂了一句又倒在沙发上。“赵国屏啊，”他无力地又说了一句，“你可真对得起我啊！”
赵国屏看看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说：“司令官再考虑考虑吧，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对周福成，大家都没有死心。可连襟夏时去见他，还没有开口就被他押了起来，还说，即便把沈阳变成焦土，他也不投降。
赵国屏出来后，转到另一屋去给苏炳文打了个电话。苏炳文是周福成任团长时的旅长，后任“剿总”中将总参议，也是死马权作活马医吧，他把今天的情况和他说了说后，就请他再去劝劝周福成。
王理寰回到师部后，一面布置部队准备随时行动，一面也仍想着周福成。他对周福成的顽固虽然非常气愤，但毕竟是自己多年的老上级啊，内心对他还是驱除不了深深的关怀之情。他向夏时副师长谈了会议的情况后，对他说：“你们是连襟，看在亲戚的面上，周福成或许能听你的规劝，你就去看看他吧。”夏时说：“我已经在电话上对他说了，他把电话都摔了，恐怕我去了也劝不好。”王理寰说：“死马当作活马医，总不能见死不救啊。再去试试吧。行，当然最好；真不行，我们也算尽到心了。”夏时于是乘车进城去见周福成。可是，他刚进入周福成的屋子，就被周福成用手指着鼻子大骂：“你不是和王理寰一起造反了吗，还来干什么？”说着，不容夏时说话，就朝“左右”大喊：“来人哪！给我把他先押起来，等完了事一齐再办！”卫士们当然不敢不从。夏时还没有来得及讲一句话，就被周福成的卫士们七手八脚地拖到副官处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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