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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长春守军“心战”的力度，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又专门成立了“党政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负责这次“攻心”工作。与城外解放军组织严密封锁和不断军事打击同时，他们与城内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通过城内地下组织，发动和组织市民开展反饥饿、夺空投的斗争。在他们的联络指挥下，市民们把家中的存粮“坚壁”起来，用一点，取一点，尽量不让国民党军抢走。5月下旬，解放军攻占大房身飞机场后，长春城内国民党守军的粮食已不得不全部靠飞机空投。与解放军组织炮火反空投一起，市民们也积极参与了“夺空投”斗争；市郊农民则积极协助围城解放军对长春实行经济封锁，不让一颗粮食、一斤草料、一棵蔬菜流入城内，迫使长春守军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之中。
二、模范执行瓦解敌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利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对长春守军进行“心战”。
对突围被俘和其他出城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围城各部队都以模范执行俘虏政策作为对守敌心战的重要手段。他们对俘虏们不但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还腾出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省出最好的大米、白面给他们吃，经短期教育后再陆续将他们放回去。对那些实在饿得受不了，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打着小白旗偷出营地来解放军阵地讨吃的，解放军也都来者不拒，热情接待，让他们美美地吃上一顿后礼送他们回去，还叮嘱他们：“下次饿了还可再来。”第六十军官兵大都是云南人。解放军就专门选调了一批云南籍干部战士，特别是海城起义的原第一八四师的官兵去接待他们，利用同乡情谊，袍泽之亲，进行现身说法，启发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他们把这叫做“阵地联欢”。后来次数多了，双方熟悉了，连小白旗都不用打了，只要叫声“兄弟们饿坏了，过来要点吃的”就行了。有些第六十军的官兵，就这样“联欢”过几次后，就不回去了；有的回去后不久，就邀集了更多的同乡、战友过来投诚。
长春守敌把此视作洪水猛兽，惊惧异常。为此，他们也采取了许多严厉措施。主要有：一、加强特务控制，每班增配一名“政训员”，暗中监视官兵言行。第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二团三营一连一排的一个班，因不满饥饿发了几句牢骚，被特务告了密，第二天就被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郑洞国下令全部枪毙。二、实行“连坐法”，三人编为一组，一人逃跑，另两人受罚；两人逃跑，剩下一人枪毙；每连逃跑三人以上者，连长送交军法处惩办。三、加强反动宣传，“强化”思想控制。要求每个官兵“为党国英勇作战，危急关头要保持气节，必要时杀身成仁”等，还通过《新生日报》、《中央日报》编造“国军”节节胜利的虚假新闻，来欺骗官兵和市民。四、严厉制裁企图逃跑的官兵。军政人员凡超越哨卡三十米以外，射杀勿论，抓回的逃兵一律枪毙，并组织了十多个谍报队、组，分布长春周围，每组三五人，身带短枪，除刺探解放军情报外，专门负责堵拿枪杀逃兵。除以上四个方面外，还有如：发觉解放军对逃兵要有胸章才准进入，即下令将胸章全部收回不用；解放军前线部队要穿国民党军服的官兵才收容，就下令把外面穿的一套单衣收回保存，平时不准穿，同时下令各哨卡，如无师以上单位发的采买证，一律不准出入，否则各哨卡均得逮捕之；士兵上街没有外出证宪警及纠察队均可逮捕等等。这些“对付共军心战之措施”，如何抵挡得住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呢？相反，这些严厉的措施往往因引起大家的反感而更促使官兵想方设法向解放军投诚。第六十军暂编第五十二师一团二连连长奉命带领全连在长春火车站附近拆毁民房，连里有5名士兵逃跑，他怕被抓去按“连坐法”惩处，干脆带领全连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第六十军一八二师有位姓李的班长因在公开场合说了句“解放军真是仁义之师”。话一出口，他怕被特务告密，当晚就带着全班士兵来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求参加解放军，打回老家去。
三、通过做长春守军家属子女的工作，对城内国民党军展开心战。
国民党当局进行的欺骗宣传，比如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见了钱物就占，见了女人就奸”等等，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国民党军官兵及其家属产生了“恐共症”。为粉碎他们的这种欺骗宣传，围城部队纪律严明，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并做好长春守军家属子女的工作，用实际行动来粉碎他们的谎言。围城之初，住在外地的一些家属装扮成走亲戚、做生意等等的模样进城探望，有的甚至携儿带女从沈阳赶来。久困长围之后，城内的一些军官家属纷纷化装成难民出城，围城解放军对他们都一律以礼相待，一视同仁，明知他们是长春守军的亲眷，也假装不知，及时放行。有的被真正的难民“点水”，有的被投诚的士兵指认，指出某某是谁的太太，某某是谁的家人，解放军也做好这些难民或士兵的工作，仍把他们当“难民”看待，提供食宿，并按规定发给粮食、路费。其中有第六十军副官处处长张维鹏的太太等。这些人后来就当然都成了共产党、解放军的义务宣传员，告诉他们的亲人：共产党、解放军不但不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而且相反，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人民爱戴拥护的仁义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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