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这也不是什么争权夺利的事，反而是各展所能、各显神通、看谁是真本事谁是“银样镴枪头”的事，所以，确实都十分“尽力”。由于材料的翔实、丰富，激动得杨重也表现出了更加空前的工作热情，使出了浑身解数，真是天天加点，夜夜加班。每到一处，杨重都把上报的材料，细细整理为一式三份，把两份上报给校阅团的团长、副团长外，另一份就自己收藏。这一圈“巡回视察”下来，杨重也瘦了整整一圈。这精神甚至极大地感动了校阅团团长，直表扬“杨处长和他所率领的文书组干得出色”。“巡视”结束，杨重的全部材料也已汇总综合“校阅”完毕，派人送到沈阳“长官部”，也得到长官部的好评。交给刘浩的这一份绝密情报，就是这样来的。它与送交沈阳“司令长官部”的那份一式一样。
刘浩把材料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些材料包括辽宁省境内廖耀湘兵团所属各部和各保安部队的兵力部署、工事配置、实力装备、训练素质、主官姓名等所有军事机密，甚至包括各部军事主官的个人背景和性格特征。事不宜迟。欣喜之余，刘浩当即就把情报秘密报送到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
接着，刘浩让杨重召集第六十军的中共地下党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传达了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的指示，并和他们研究了自己准备在六十军开展的活动。他特别向大家指出：一是要继续广泛地多交朋友，对原来那些“统战”基础已比较牢固的如副参谋长李佐、五四五团团长朱光云、军直通信营营长孙璞等，更要作为重点做好进一步的“联络”工作；二是要积极继续搜集各种军事情报，特别是部队刚刚调动，国民党军的整个部署又已有新的变化，一定要设法及时掌握，以进一步配合联军即将发起的夏季攻势；三是第六十军新到吉林市，对吉林市的整个防御部署必然会有新的调整，也要特别注意。
果然，不久杨重就接到了曾泽生的一个重要命令，要他率领作战各部门的有关人员，对吉林市进行一次认真勘察，制订出一份新的吉林市的全面防卫规划图。
原来，第六十军移防吉林市后，杜聿明授意“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亲赴吉林市与曾泽生相商，要把吉林市构筑成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牢固的战略支撑点。老杜知道因有“五华山”事件等等，自己在滇军官兵的眼里形象不怎么好看，就让郑洞国出面。对此，曾泽生全力赞成。不管怎么说，“剿总”出钱出物来加强自己防区的防御设施，总是好的。杨重是工兵出身，又是被曾泽生视为亲信的副官处长，曾泽生就把这一重任交付给他。
杨重受命之后，马上要了一部中吉普，带上修械所所长、中共地下党员王立中和其他几个参谋人员，共七八个人，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奔跑。他把吉林市里里外外跑了个遍，有关防务的诸如兵力的部署，工事、火力、支撑各点的位置及其强度和构筑要求，各种火器的配系及其射向、射界的确定等等，都极其精细地绘制了一幅“吉林市防务计划图”，并同时制订了一份“吉林市城防工程实施计划”。曾泽生和郑洞国拿到这份城防及其实施计划后，都一致同意，并马上批准付诸实施。当然，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杨重编拟的这一吉林市城防计划是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在他们批准实施的同一天就已交到刘浩手中，并已由刘浩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打开“国军战略支点”吉林市城防大门的钥匙，也等于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交到了东北联军的手中。
国民党的报纸突然登出了韩梅村起义的消息。不能再等待了！周太暄也用邓钧洪的办法，几生几死，找到了解放军。
与此同时，南线第三支队的起义工作，在因调防不得不暂停几日之后，这时也重新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其中一个重要诱因是，第三支队离开阜新后，阜新城内突然出现了一股反对韩梅村的浊流，使得韩梅村不得不把起义的步伐加快。
原来，阜新地区有一批国民党的党棍、恶霸如江济、王涵三等，一直对韩梅村“统治”阜新时的所作所为不满。韩梅村在阜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在除弊兴利、惩恶扬善、革新吏治、锄强扶弱等等方面，还是做出显著成绩的。这自然就损害到了江济者流的既得利益和粉碎了他们这批地方党棍、政治掮客想借日本投降后的“接收”之机大发不义之财的黄粱美梦。可以说，他们对韩梅村的这股子气已“憋”得很久了。因此，韩梅村率所部一走，他们马上认为时机到了，开始上蹿下跳，活跃起来。他们一面在火车站和各交通要道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快邮代电”，一面在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说韩梅村的调动是“率第三支队投八路去了”，“不久就要带领八路来打海州（阜新别称）”等等。
江济之流的原意，无非是借此给韩梅村施加压力，让他的“势力”在阜新早早消失滚蛋。因为他率部走后，阜新还留下了他的“代县长”等一批得力干将，他的那一套对他们来说就像绳索一样捆绑全身的施政方策，还在由邓钧洪、杨明清等继续实施。当然，他们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地在国人面前制造这样的弥天大谎，也有他们的判断：他们的确从韩梅村的所作所为中，慢慢窥探到了一些“有中共在里面插手”的蛛丝马迹。他们采取的是孤注一掷的赌徒策略：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如能因此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迫使韩梅村及其势力从阜新消失，或者韩梅村自己慑于压力，“识相”地“离开”，更好。如因韩梅村较真而被追究，他们也不过是因出于“对党国的忠心”而一时失言，不会有什么危险。
让韩梅村和邓钧洪他们都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新闻居然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和北平的《民国日报》都刊登了。一时间，关于韩梅村已经“投共”的谣言，竟在东北和北平、南京都闹得沸沸扬扬。
形势急转直下。韩梅村和周太暄从邓钧洪他们那里得到阜新的有关情况后，感到敌人居心叵测，环境陡现险恶，再不抓紧时间组织起义，后果将难逆料。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