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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用天方夜谭式的方法给大家“壮”了一通“胆”，“打”了一通“气”后说，目前“国军”在东北战场的失利，是暂时的。“国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城防坚固，士气旺盛，只要指挥得当，是可以与“共军”一决雌雄，把“共军”赶出东北的。言下之意，那当然就是以前的失败，都是由于指挥不当所致；要是由他来指挥，就可以转危为安，挽回败局了。杜聿明此刻已在上海住院。他就是因为在指挥上用心太苦，以致积劳成疾，才住院的。要是让他当面听到了“陈主任”这样的“结论”，即便不当场气绝身亡不用再去上海，也非气昏七日八夜不可。
滇军的“作战不力”，当然更是陈诚埋怨、泄恨的对象。因为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等，都是“国军精英”，蒋介石的“掌上明珠”，不能得罪的。他要显他的威风，唯独滇军是“软柿子”，可以随便揿，随便捏。于是，在表扬了一通新一军之后，他把矛头一转，就直指第六十军，含沙射影地说：“我听说有的部队，平时不认真训练，军纪很坏，临阵就乱，一打就败；这还成什么样子！”接着，他就板起面孔大声威胁：“以后要是还这样子，我就取消它的番号，把它编掉。到时可别怪我陈某人言之不预！”
这样的“训话”，曾泽生、陇耀、白肇学自然都去听了。这一顿“训”，把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六十军所有与会的带兵主官，都“训”得瞠目结舌，灵魂出窍。东北战场败得这个样子，他们以为“陈主任”来了会有什么高招妙策，因此一大早就赶到长春等着聆听“陈主任”的“训话”了。可谁知等了整整一天之后，等到的竟是这么一顿臭骂！也太岂有此理了！“陈主任”没有其他起死回生的妙法，却有这样的只知拿“后娘养的”出气的本事，第六十军的大小带兵官们当然个个都不服气。在回吉林市的路上，师、团长们有的发牢骚，有的说怪话，人人不满，个个窝囊，几乎乱成了一锅粥。这局面，陇耀认为正是说话的好机会。自从上次刘浩与他见过面后，他已与曾泽生交谈过好几次。这时，他又忍不住上前对曾泽生说：“军座，你看大家这都像瘟鸡似的情绪！可也怪不得大家呀。军座你看，我们就像个小媳妇，过去是杜聿明，现在是陈辞修，哪个婆婆来都可以随意打，随意骂，这还有个好？军座，这小媳妇确实难当啊！”
陇耀的想法，曾泽生早已清楚，生怕他脾气上来说出些令人尴尬的话来，连忙用眼制止他，没让他再说下去。
这次“训话”风波，表面上算是过去了，但因此在大家心中埋下的那种不满、不安、愤懑、恼怒的情绪，一时间是无法消除的。可曾几何时，突然又“关心”起滇军，让卢主席带着“总裁”的“关怀”之意，“慰问”来了？
对老蒋的这一套把戏，卢汉当然比他们领教得还要多还要深刻。另外，随着全国战局的变化，卢汉也已逐步清醒地看到，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几乎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了；如果在这样的时候还对国民党抱什么幻想，那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了。所以，卢汉这一次来，心态已与前次大不相同。他对第六十军广大官兵冠冕堂皇地宣昭了一通“总裁口谕”后，就私下对曾泽生他们说：“各位都清楚，局势已日见严重，你们的日子也会更不好过。今后这路该怎么走，就全靠你们自己了。”想想不放心，又更明白地交代：“看来，我是顾不上你们了。你们也别再顾虑我了。万不得已之时，你们就各自掌握命运吧。”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曾泽生和陇耀、白肇学他们都感到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事实也是，眼看整个国民党统治都将垮了，谁还保得了谁、顾得了谁呵！现在突然冒出了这么个人人都知道“做不得”的让第六十军“炸水电站”的事来，谁敢不好好掂量掂量？
曾泽生一回到办公室，就看到桌上共产党的“警告书”。他对几位师长、副师长说：“你们讲的，怎么都是共产党传单上的话？”
1947年12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副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致电吉长前线指挥部司令员陈光，让他“写信给曾泽生、梁华盛及以下有关军官，提出无论任何时候，如果他们破坏或奉命破坏小丰满水闸时，则在俘获后将处以极刑，如侥幸逃脱时，则待革命成功后，亦必追回法力”。据此，城工部长李立三起草了《东北民主联军吉长前线指挥部致小丰满国民党驻军全体官兵的信》，与此同时，《东北日报》也刊登了“新华社评论”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言人谈话”，向第六十军官兵提出了严重警告。刘浩的前方办事处则马上通过各种渠道，把有关内容的各种传单，分送到第六十军各官长手中。
曾泽生早上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不许破坏小丰满电站的警告书。他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内线”放在他书桌上的，而且，“监视的眼睛”不准就在自己的前后左右。这一想，不由就渗出一身冷汗。他感到事态严重，马上令人去把师长陇耀、白肇学和副师长任孝宗等召来研究。
自从卢汉说了那些话后，包括曾泽生在内，第六十军的几位高级将领的心理也都已起了微妙变化。有些以前不得不顾忌的话，这时也敢放开来讲了。还像以前每次开会都是陇耀首先“开炮”一样，这一次也是他第一个发表意见。他一听曾泽生说上头有令要准备炸掉小丰满水电站，就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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