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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点是要重视广交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一点，对我们搞秘密工作的特别要紧。所以，对国民党军队中那些有爱国心、正义感和进步思想的军官，一定要争取和他们交朋友，建立感情，取得他们的信任。做到了这一点，需要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给我们以意想不到的帮助。
“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也很重要。要看到，党有党争，派有派性，各党各派之间为了各自利益，必然产生矛盾，敌人内部更是如此。比如蒋介石和他的嫡系中央军，由于对非嫡系部队采取歧视、排挤、分化政策，非嫡系部队对蒋介石的这种政策非常不满，这就形成了各地方杂牌军与中央军和蒋介石的尖锐矛盾。这一点，你这一次去做滇军工作就可以大力利用。不过，必须注意的是，你去做滇军的工作，对滇军内部的一些矛盾，如官兵之间的隔阂等，就不能利用。我们不能既去争取他们，又发动他们的士兵来斗争他们，那样就乱了。相反，我们还要通过工作加强他们的内部团结，以共同对付蒋介石这个主要敌人。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你说对吧？
“此外还要看到，任何的敌人营垒都不可能铁板一块，也就是说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之分。我们的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对国民党将领，那些比较靠拢我们的，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起义；有些你去争取他们起义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但只要他们能保持中立，或消极避战，或对打内战不那么积极，或有意无意给我们透露一点情报，都是好的，我们都要争取。我说‘有意无意’是指有些情报要靠我们自己察言观色去获得，而不是对方直接提供。这就需要我们更用心计，更动脑筋。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做敌军工作和国民党搞特务那一套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一个是目的不同，再一个是手段也不同。他们的目的是为少数人的私利，为达目的，什么金钱、美女、威胁、恐吓、酷刑、暗杀各种卑鄙手段都用。我们则是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靠革命事业的正义性，靠爱国主义精神，靠党的正确政策，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的前途、利益着想，去说服、劝导对方，去启发他们的觉悟，并最终使他们自觉地和我们走到一起来。我相信，这些都注意到了，做好了，我们的任务是可以顺利完成的。你说呢？”
刘浩还沉思在李克农说的那些奥妙无穷的道理里，被冷丁一问，才回过神来，连忙点头，引得两人都不由哈哈大笑。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那好，今天就谈这些吧。”李克农笑着说，“还得告诉你一声，我们给你的活动经费不多，这个买卖就主要靠你自己去做了。”
刘浩也笑着说：“感谢你的慷慨。你的这些经验和指示就是我最大的资本，多少钱也比不上呢！我一定用它去赚一笔大钱！”
“好了，”李克农最后又叮嘱了一句，“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就不去送你了。祝你一路顺利，尽早把好消息带来！”
站在“滇军大门口”，却一时找不到跨进那座“大门”的办法。
去张家口的飞机很快就联系好了。刘浩简单整理了一下行李，启程上路。
此刻的刘浩，已是另一番装束。笔挺的西装整洁精神，崭新的皮鞋纤尘不染，俨然一个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年轻绅士。
这是他用李克农给他的钱买的。质地虽然一般，但穿着在他身上十分合体，因而也就显得特别和谐。他的简单行李中，还有一套崭新的中山装，也是为改变自己的“大兵”形象一起买的，准备在需要的场合时穿用。
他身上还装着两盒“大前门”香烟。在当时，这已是与他身份相称的高档烟。当然，这两盒“大前门”烟在他身上，此刻还另有妙用，那就是用来秘装叶剑英给聂荣臻、刘澜涛和萧克、程子华的密信。这是刘浩在云南时常用的办法。他把信分别夹在两盒“大前门”烟的锡纸与白衬纸之间，然后封好，暗注记号。这方法虽简单，却安全，似随便，却隐秘，从未被敌人发觉过。这时的刘浩从北京饭店缓步出来，即便是与他乘同一架飞机从延安来北平的，一时也不易认得了。当然，他也就很顺利地丝毫不被人注意地到了张家口。
在张家口，刘浩没作什么停留。他去见了晋察冀中央局的负责人聂荣臻和刘澜涛，面交了叶剑英的亲笔信，并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任务和中央的指示后，就要求赶快设法把他送往承德。聂荣臻和刘澜涛当然不敢怠慢，连忙安排汽车，把他直接送去。
承德已经是“关外”了。这个因有著名的皇家禁苑避暑山庄而特别出名的避暑胜地，此刻是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从承德向东，从与承德一箭之遥的平泉起，就已经是“国军”防地，而此刻正由刚从云南调来的滇军接防。因此，承德也就是刘浩此次进入滇军防地的大门。
对刘浩肩负的这一特殊使命，冀热辽军区的军政领导十分重视。看了叶剑英的亲笔信和听了刘浩的当面汇报后，立即由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主持，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对滇军的工作，并决定成立一个由程子华任书记，军区主要军政领导萧克、黄欧东、欧阳钦等都参加的滇军工作委员会，与刘浩一起负责这项工作。程子华也是地下工作的行家里手，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做过兵运工作了。会后，他又与刘浩作了认真交谈，根据自己过去兵运工作的经验，提请刘浩要特别“注意吸取党在大革命前后做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能只重视做兵的工作，而不重视做官的工作”。他说：“旧军队是兵随将转。做好一个兵的工作，只能团结几个兵，但要是把一个官的工作做好了，就能带出一大片。而且，旧军队里等级森严，一个当官的老往兵群里跑，也容易暴露身份，不利于秘密工作的进行。所以，这次做滇军工作，我想主要的也是做滇军中军官的工作。”
程子华的介绍，也给刘浩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李克农到程子华，他感到，自己不但对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对完成这次任务也好像更有底了。
刘浩雄心勃勃，信心倍增。可让他着急的是，虽然人已在滇军的家门口，却还一时之间找不到“入滇”的门路。离开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交给他一份在滇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名单。他们一共是六个人：杨重、张士明、宁坚、杨守沫、王立中、黄致平。同时，组织部的同志还明确告诉他：“中央已同南方局商量过，今后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就由他负责联系和领导。”可此刻，他不但进不了滇军的“门”，就是对这六名地下党员，包括他们具体在什么单位，现在在做什么，他们本身的情况有没有变化等等，都还一无所知。
能不能从这六人身上想点“入滇”途径呢？刘浩在苦思冥想。
就在这时，突然从东北战场传来了一个惊人消息：才踏上东北大地没几天的滇军第一八四师，在师长潘朔端的率领下，居然在海城宣布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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