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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13日，李驰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门口买了当时仅有的一本《沃伦·巴菲特的投资组合》，当时他在扉页上写了“好书”，“熊市里的小火炉”等几个字，2007年他再读该书时，他认为应该接上一句：“牛市里的王老吉。”
后来李驰才知道，这本发行量不大的著作是莱格·梅森基金公司的总经理Robert.G.Hagstrom写的。这也难怪比尔·米勒连续十几年跑赢美股大盘了！就此他感叹，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结果，莱格·梅森基金公司是高手云集啊！
今天，李驰已经成为坚定的价值投资者，但他仍认为，要坚持长期的价值投资与集中投资，有关巴菲特的书是应该放在床头枕边的，这些书不但可以为熊市集中投资打气，而且可以为牛市里投资降火去燥。但也正如李驰所言，真正的价值投资不可能是读几本书就可以嬗变的。读书、学习是前提，实践、探索才能梅花香自苦寒来。
其实，李驰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悟道于价值投资，而是经历过多年磨砺才走上价值投资之路的，在见证证券市场数次风雨之后，李驰才真正成长为坚定的价值投资者。但是这样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的：
10多年前，我们还比较年轻，当然没有现在这么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收益。我们刚进股票市场时都希望赚钱快而且数量多，抱着这个信念在A股市场里摸爬滚打了好多年。
当时沪深股市出现过一波行情，时间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邓小平南行讲话后的那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们的心态和新入市的股民没有什么两样，觉得进去了就赚钱很开心，但并没有想过整个行情的起落规律。后来那次行情跌下去很长一段时间，在下跌期间，我们自己也在不断总结，想弄清楚其中是否有规律性的东西。
我在思考的同时，也和一些朋友进行了交流，并不断向这个领域的杰出者学习，比如我现在同威资产公司的合作伙伴韩涛，他在投资方面有许多非常独到的见解。他一直是我投资领域学习的榜样。现在看来一些非常理性的选股方法当时并没有为人们所认识，他当时讲到的一些东西，我也没有留下强烈的印象。比如1999年韩涛就讲到同股同权的B股便宜，要买B股，之后他也一直参与B股投资，直到2001年B股开放后全仓退出，两次重仓买到翻10倍的B股。在A股里我回头看到了翻10倍的股票，但我没买到；在B股里回头也看到了，我的朋友却做到了。我就反思他为什么能做到而我为什么没有做到？
等到2001年B股开放，我的感触更深了，机会其实一直就在眼前。这个时候再回头去研究巴菲特、林奇等人，才发觉他们说的话都是出自肺腑，没有任何包装。他们成功投资的真理都包含在自己或者别人写他们的书籍中，但大家并不相信真理是那么简单。
我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校训就是“求是”。但我在大学里没有真正领会，来深圳的前几年中也没有做到，直到后来参与证券市场的长期投资过程中才发觉，无论是做人也好做投资也好，都需要“求是”，同时也体会到真理确实十分简单，关键在于人们往往不相信真理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为什么在牛市里还能保持一个比较正确的判断？是因为在B股开放后，也就是2001年6月政府允许内地居民可以参与B股投资之前的两个月内，市场疯狂后我们就退出了。那一次退出令我印象深刻，我也相信了以前不甚了解的价值投资理论。从那之后，我们的步伐就合上了市场的节奏。
从2000年到2001年8月份国内市场盘顶期间，投资者都疯狂了，当时甚至有开夜市的说法，随后A股迎来了大跌行情。其实，全球的证券市场现象、实质都是一个规律，当市场处于非理性疯狂之时，离大跌就不远了。
有趣的是，当中国的投资者在股市盘顶有时不我待之感时，美国已经有“夜市”了。2001年年初我正好在美国，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我不太懂英文，所以就到超市买中文报纸，发现整版都在谈论股票。我朋友家在加州，因为美国东西部时差的原因，他是每天加早班（天还没亮，相当于夜市了），凌晨6点多就在电脑前看行情了。因为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前车之鉴，我感觉到狂热的美国股市离顶不远了，这是重要的直观因素，我感觉中国的股市一直在跟随美国股市，行情自然要慢一点。其后美国等国际市场的下跌调整是十分充分的，中国一直没有调整充分，又有涨跌停板制度，所以熊市持续的时间反而人为地加长了。
这也告诉我们，不要去谈论什么定价权，现在的证券市场应该唯美国市场马首是瞻。这不是什么志气的问题，而是市值、实力的问题。如果美国股市都不行了，中国自然会跟着下来。
另外，当时国内股市确实高到了一个非理性的地步，平均市盈率都有60多倍了，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它迟早要走一条类似日本股市的道路——理性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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