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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政治人物梦想着拥有施展拳脚的权力和平台。现在，管仲奇迹般地得到了。
2.我们在把故事的主导权交给管仲之前，再来看看齐桓公的其他人事安排。
人们似乎习惯于将赞誉之词都堆砌在贤臣、能臣、干吏和清官身上，却忽视了调配使用他们的统治者。齐桓公小白的能力也许不是齐国所有国君中最高的，但在用人方面肯定是历代国君中最擅长的。除了破格任用管仲，齐桓公还为齐国组织了一支能干的执政团队。
根据管仲的建议，齐桓公任命隰朋担任了“外交部长（大行）”。
隰朋是齐庄公的曾孙，出身于贵族世家，自幼接受了良好教育。一般这样的人都知书达理，潇洒大方，擅长交际。隰朋就拥有这些特长，非常胜任大行的职务。管仲病重时，齐桓公前去探视，询问谁是接替相位的最佳人选。管仲就推荐了隰朋。管仲认为隰朋眼光远大而能虚心下问；对于国政该不管的不管，对于家事不必知的不知。总之隰朋拥有非常宏观、清醒的眼光。在外交事务上，保持清醒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隰朋就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外交局势中，抓住永恒不变的规律，分析出什么是齐国需要的，什么是可以退让妥协的。史学家黎东方先生生前曾经询问于右任先生，做个成功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素质。于先生只指出了一点，那就是清醒的头脑。可见始终保持清醒是非常难得的政治素质。遗憾的是，隰朋当时也病重，死在了管仲前面。
主管经济工作的宁戚的发现和任用，比管仲的任命更具有传奇色彩。
宁戚是卫国人，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可叹的是，他的祖国卫国内乱外患不断，非但没有提供合适的政治平台，还让宁戚家破人亡，无所归依。宁戚沦落为车夫，替商人赶着牛车来到齐国贸易。这一夜，宁戚一行夜宿临淄东门外。也巧了，齐桓公当夜出东门办事。宁戚想到齐桓公雄才伟略，正在招揽人才，于是决定赌一把命运。宁戚略加琢磨，便一只手给牛拌草，一只手拍打着牛角唱道：“南山粲，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单布短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康浪之水何时粲，中有鲤鱼长尺半，敝布单衣裁至骭，清早饭牛薄夜半，黄犊上坂且休息，吾将舍汝相齐国，出东门兮厉石斑，上有松柏青且阑，粗布衣兮组缕，时不遇兮尧舜主，牛兮努力食细草，大臣在尔侧，吾将与尔适齐国。”齐桓公见一个车夫在感叹怀才不遇，很奇怪，就载着宁戚一同回去。经过交谈，齐桓公确信自己淘到了一块真金，任命来自异国的车夫宁戚为大司田，掌管农业生产。当时的齐国地广、资源丰富，但人少，土地需要整治，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又是极有潜力的领域。数十年后，齐国农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成熟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为国家的崛起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这一切离不开宁戚的功劳。于是，管仲死后，宁戚接任相国。
齐桓公执政集团的另一位重臣就是鲍叔牙了。
鲍叔牙以性情耿直，犯言直谏著称。他在新政府中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与人“抬杠”鲍叔牙对齐国的许多政策和人事提出了中肯尖锐的批评。齐桓公在霸业已成后，常常显露骄横之色，甚至觉得自己功勋可比尧舜。齐桓公曾经计划铸造大钟，用以铭记自己的功德。鲍叔牙知道后，主动去和齐桓公谈大钟铭文的事情，一件一件地述说齐桓公的过错。结果说得齐桓公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铸造大钟的事情也就无从谈起了。还有一次，齐桓公和管仲、宁戚、鲍叔牙四人同饮。酒酣耳热的时候，齐桓公责问鲍叔牙：“大家都向我祝酒了，为什么就你坐着不动呢？”鲍叔牙捧杯起身说：“那我也来向国君祝酒，希望国君不要忘记流亡莒国的贫困担忧，希望管仲牢记鲁国的囚徒生活，希望宁戚记得夜里车下喂牛的时候。”一席话说得大家都感叹不已。齐桓公离席，向鲍叔牙郑重行礼说：“我和两位大夫能不忘您的话，国家就一定没有危险了。”
许多领导者都希望拥有一支能干友好的团队，但做得像齐桓公这般成功的想必极少。
3.管仲是个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者”，主张国家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以积蓄物力、人力和财力来支撑称霸战争。
春秋之前的经济基本是西周王朝设计的“井田制”。井田制排斥新的经济内容的出现，越来越不适应春秋早期的经济现实了。管仲转而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公开废除井田制的大锅饭，按土地的好坏分出等级来征收租赋。注意，齐国征收的是赋税，而不是井田制下规定的政治经济义务。同时，管仲充分利用齐国资源，组织利用铁和盐。齐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出面提倡和组织开矿炼铁，使其成为春秋时使用铁器较早、较普遍的国家。[1]海盐是齐国的重要资源，而这正是其他国家必需却又缺少的。管仲主张“以负海之利而王其业”，鼓励民产食盐，而由官府专卖。民众们在农闲的时候都去伐薪煮盐，官府收购，设官专卖。
鱼盐的生产主要以贸易为目的。齐国食盐贩运到他国的价格差甚至可以超过40倍。为了吸引商人，齐国规定“取鱼盐者不征税”，还提供许多便利。为了方便商人来往，齐国30里设驿站，储备有食物草料并有住宿场所。在生活上，齐国对外商给予优厚待遇。只有一辆车的小商人，官府免费供应食宿；有三辆车的中等商人，加供牲口饲料；有五辆车的商队，官府专门派人照顾其生活。同时，齐国还规定：“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人。”这就是说关税和市税不能同时征收，对商人的空车和挑担子的商贩都不能收税。于是乎，“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天下的钱财也像流水一样进入了齐国。
为了管理日益繁荣的经济，齐国统一铸币，推行刀币。一直到两千六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山东、河北、京津和中原大部分地区挖掘出刀币来。刀币可能是春秋各国货币中最富有知名度的。由此可见当时齐国经济之发达。
为了集中政治力量，齐国开始整顿行政区划和机构。管仲将国都划分为21个乡。其中工商乡6个，乡民专营本业，不服兵役；农乡15个，乡民平时种田，战时当兵。国都以外推行县制，划分为邑、卒、乡、县，均设官员管理。10县为一属，全国共有五属，设五位大夫管理。五位大夫由齐桓公亲自任免考核，每年初他们都要向齐桓公报告属内情况。
后人很容易从管仲的改革中发现之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和政治上许多政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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