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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胜宋国后，楚成王在中原南部“游玩”了一圈。
楚军获得了郑国的隆重接待。郑文公派夫人去慰劳楚王；楚王陈列了宋国的俘虏和砍下的敌人的耳朵给郑国观看。楚国的兵威震慑了郑国人，乃至于楚军撤退的时候顺便掠走了郑文公的几个女儿。郑文公敢怒不敢言。楚军之后还征服了陈国。
宋襄公死后，继位的是公子王臣，称为宋成公。宋成公完全没有力量和决心与楚国作对，反而主动到楚国去朝见楚王。之后，宋国一直摇摆在楚国和晋国之间。宋国夹在中间，战事连年不断。
并不算弱小的鲁国看到楚国势大，也积极向楚国靠拢。鲁国引楚军讨伐自己的世仇齐国，夺取了齐国的谷邑[1]，在那里扶持了以齐桓公的一个儿子公子雍为傀儡、奸臣易牙辅助的政权。楚军将领申公叔侯率军驻守，在山东地区营建了楚国的牢固据点。
至此，楚国势力深深地插入了中原腹地。
2.楚国的崛起几乎是一个奇迹。
楚国在西周时期，仅僻居荆山，国小民贫，只有方圆50里地，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乡镇规模。而且楚国还不能算是严格的诸侯，因为它是土生土长的，不是周王室分封的。按礼，楚君不能参与中原诸侯会盟，只能与鲜卑酋长一起看守宫廷之火，地位十分低下。后来，周王室看楚国可怜，封楚君为子爵。楚国这才算解决了政治身份问题。
既然周王室对自己不怎么好，楚国也就不怎么搭理周王室，最后发展成与周王室分庭抗礼。西周末期，楚国就逐渐强大，“凌江汉间小国”，迫使巴人从湖北、陕西、豫南地区向川东一带迁移，并同时向濮人地区不断发起进攻。历史翻到春秋这一页后又经过了30年，楚国传到熊通手里。熊通公开宣布：“我蛮夷也……王不加位，我自尊耳”，自立为楚武王。
楚武王为了摆脱周王室的束缚，开始了大规模的开拓疆土运动。楚武王、楚文王时期，楚国灭亡了周王室分封在汉水流域的诸侯国。“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楚国突破了中原势力设置的“汉阳诸姬”防线后，就打通了长驱中原的大门。楚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灭国的高潮。楚国灭亡了邓、申、息、吕、缯、应、夔等国，臣服陈、蔡，直逼郑、许和洛邑。
楚国的崛起与弥漫全国的尚武进取风气关系重大。楚国无论朝野官民都以能出征疆场为荣。在对敌斗争中，凡是冒险犯难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人，都受到举国上下的尊宠；而在战争中失败的楚军将领都主动自杀谢罪。楚国在春秋时期共历十三君，其中除堵敖与郊敖享国短暂，无所作为外，其余十一位国君无不以振军经武开疆拓土为最高职责。在楚王的心目中，军事的胜利是高于一切的。楚武王就死在征伐随国的路上。他的儿子楚文王早期曾一度沉迷于田猎酒色之中，执刑官保申认为应该对楚文王的行为进行处罚，建议对国君抽50荆条。楚文王自动接受了鞭笞50下的处罚，从此不再贪图享乐，最后也因为劳累过度死在征讨黄国的路上。
在春秋大部分时间里，楚国上下表现出积极进取、团结一致、青春激昂的精神面貌。这与中原诸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道酬勤，楚国令人瞠目结舌的崛起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史记·楚世家》载：“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国成为强国几乎是与齐国同步的。从考古材料来看，当时楚国许多地方的生产力水平并不比中原诸侯国低，在有些领域楚国还处于领先的地位。郑文公可能是第一个主动投靠楚国的中原大国诸侯。他不仅迎娶了楚国的宗室女，还在公元前642年去朝拜楚王。这可是出身王室的姬姓诸侯自愿主动、卑躬屈膝地去朝拜南方的蛮夷。楚成王在高兴之余同意向郑国出口一批铜。但是楚成王和郑文公规定：楚国出口的铜只能用来制造铜钟，禁止制造兵器。当时楚国在铜的冶炼上居于领先地步，在青铜兵器的制造方面也处于优势地步。铜和青铜兵器是楚国的出口管制物资。
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不能不引起中原诸国的恐惧。《左传·桓公二年》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因为楚国与中原各国并非同根同种，中原诸侯不得不有一种异样的危机感。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楚成王恽即位的第一年（公元前671年），派出使臣向周天子进贡奉献。这既是楚成王向天下的宣示：楚国现在是我执政了，另一方面也是向周天子炫耀楚国的实力和威望。这一回，周天子以隆重的礼节接待了楚国的使团，并赐给楚成王一块祭肉。按礼，天子祭肉只赐予同姓诸侯。现在赐予楚成王祭肉，是周王室对楚国大国地位的公开承认和对楚成王的格外恩遇。也许是被楚成王的主动进贡所欺骗，周王室对楚成王寄予希望：“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希望楚成王能够承担起镇服南方夷越等少数民族，不侵扰中原的重任。
遗憾的是，美好愿望总是与历史现实的发展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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