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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人来分析宋襄公争霸的失败，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的军事失败。宋襄公遵循的一套战略战术，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产物和要求。那时候，士兵聚集为庞大的方阵，协同作战才能发挥效力，因此快速的截击、针对个别士兵的攻击的效果都不大。但是战争发展到春秋时期，武器装备日趋精良，兵车战法不断发展，宋襄公的军事知识已经完全适应不了战争实践的需要了。但是宋襄公却无视现实的变化，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等旧兵法教条，因此宋国的军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宏观层面来讲，宋国争霸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大国称霸离不开国内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基础，同时实行适应当时形势的政策方针。只靠虚渺的道德是不可能胜利的。宋襄公只是在齐国内乱时，帮助齐公子复国，想代齐作为盟主，但没有军事实力。童书业先生就认为：“宋襄公的一党只有卫、邾、许、滑等寥寥几国，势力实在很是薄弱。宋襄公却不度德，不量力，仍妄想做盟主。”[1]
因此，尽管宋襄公迷恋于霸国梦想，《史记》、《左传》与当时的人都没有将宋襄公看作霸主。甚至连宋国的大臣们也认为宋襄公离霸主的要求相距甚远。他只是带领宋国在霸国的边缘张望了几眼，就付出了沉重的国家代价。宋国在泓水之战中损失惨重，国势从此一蹶不振。就连齐孝公也趁火打劫，借口宋国没有参加由陈国发起的颂扬齐桓公的盟会，起兵伐宋。宋国开始沦为大国的附庸，在楚国、晋国等大国之间艰难摇摆以求生存下去。
一个人可以葬送一个国家的前途，宋襄公大概就属于这类人。
6.有人将宋襄公评价为一个自矜仁义，实际凶狠残忍的伪君子。但我宁可认为宋襄公是一个真正信仰道德仁义、相信高尚的道德能够拯救糟糕的现实的政治家。
实事求是的讲，齐桓公死后，齐国主导的霸国秩序土崩瓦解，现实也呼唤重塑新的霸权秩序。尤其是齐桓公身后的国际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四周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军事压力有增无减。楚国锋芒毕露的兵锋让一些小诸侯不寒而栗。中原诸侯也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霸主，来维持齐桓公式的霸权秩序。祖先的光荣和迷信道德的性格促使宋襄公站了出来，希望自己成为新霸主。
宋襄公迷信道德的性格对我们认识他这个人和宋国的国家性格非常重要。宋襄公的道德理想主义、不知变通是国家性的，而不是特例。宋国人在其他国家的人眼中，似乎带有一股“愚”气。“宋人之‘愚’，正是中原人民忠厚朴实性格特点的真实写照，其遗风直到西汉不绝。宋人行事由于缺乏变通而显得愚笨呆滞，为人所讥。其‘愚’的性格特点的实质是重义轻利，忠厚朴实。这种性格特点主要是由于殷人遗风和宋国特殊的政治地位以及宋国的地理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1]宋国人民的头脑比较单纯、尊崇道德、原则有余灵活不足。庄子、墨子都是宋国人。古籍中关于讽刺宋人愚笨的例子很多，比如大家熟知的“守株待兔”的主角就是为宋人；“拔苗助长”的那个农夫也是宋人。宋襄公的迂腐做法后来为墨家和儒家学派的“非攻”、“王道”等思想观念提供了实践案例。在考察外交原因时，我们不能忽略了国家性格对外交个体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为宋襄公归纳出三大错误：明知国力不行，却要充当霸国；明知楚国难以信任，却要依靠楚国；欺凌齐孝公和其他中小诸侯，却总是摇晃道德仁义的旗帜。可见在外交上，成熟的政治家要学会压制内心的冲动，破除迷信，不轻易出头，更不当头，而是冷静地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
宋襄公在泓水惨败的当年就死去了。
宋襄公临死前，正好晋国公子重耳流亡经过宋国。公孙固劝宋襄公结交素有大名的重耳。宋襄公早就听说重耳能力出众，而且在国内还拥有政治影响，可能成为晋国的国君，因此动用优厚的礼节接待了重耳，希望将来能够得到晋国的援助。重耳方面也非常希望借助宋国的力量回国争夺君位。但是宋国大司马公孙固坦率相告说：“晋国是大国，宋国是小国。再加上宋国刚刚遭遇大败，没有力量帮助公子实现回国的梦想。为公子考虑，还是前往大国寻求外援比较合适。”重耳一行从宋国的坦率中看到一个没落国家的无奈，决定前往他国。临行前，病重的宋襄公送给重耳马二十乘作为盘缠。重耳对此非常感激。
这可能是宋襄公为国家做的最大的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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