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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么多，总之郑庄公不是一个道德君子。
3.但是政治与道德无关。道德品质的欠缺并不能阻碍一个人参政执政。心思缜密，虚伪狠毒相反可能是从政的必要条件。郑庄公就属于这类情况。作为开国的第三位国君，郑国也需要他这样的国君。
郑国的始封祖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友，原封地是郑（今陕西的华县）。友就是郑桓公。郑桓公在周幽王时入为周朝的司徒。当时周室已衰，戎狄强盛，桓公恐怕自己的国家和王室同归于尽，因此去问周朝的太史伯，询问郑国可以去什么地方避难。当时诸侯国和诸侯国之间还有大量的空间地带。郑桓公就希望去占领这些地区，既为避难也为拓展。随着兼并日兴，这样空白地带越来越少。
郑桓公向太史伯请教避祸之计：“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分析了天下大势后建议说：“独河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该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史伯的意思是济、洛、河、颍四水之间的虢、郐两国所在的地方最稳固；叫郑桓公先把妻子和财物先寄存在那里，有事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地方占为己有。郑桓公就按照他的话去办，占领了东方的虢郐地区，举国迁移到了东方。
西周灭亡的时候，郑桓公殉难。他的儿子郑武公拥立周平王有功，依然做周朝的卿士。郑武公干脆放弃了华第，建立了首都新郑，并逐步占有今河南省中北部一带，成为周都洛邑以东的重要诸侯。郑武公先后灭掉了东虢、郐、鄢、蔽、补、丹、依、厵、历、莘、胡等国，将它们的国土纳入郑国版图。他在位的27年，郑国的国力迅速增强。
在宗法制和道德尚未泯灭的春秋初期，郑武公就实行了相当务实的现实政治。郑武公对邻国胡国觊觎很久，一心要吞并。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国君，先建立友好的双边关系。在国内，郑武公却问大臣们：“我要用兵，应该先攻击哪个国家呢？”郑国君臣其实都想吞并胡国，大臣关其思就斗胆说：“攻打胡国，兼并人民土地。”郑武公大怒，立即将关其思推出去砍头了。他公开宣称：“郑胡乃是兄弟之国。你竟然要攻打它，是何居心？”胡国君主听说后，认为郑武公推行的友好政策是真心的，也就对郑国君臣失去了防备之心。就在胡国毫无防备的时候，郑国趁机偷袭，一举吞并了胡国。郑武公不惜以大臣的性命，吞并自己女婿的国家，奸诈狠毒可见一斑。
郑武公选择郑庄公为继承人，极可能是看中了郑庄公也是和自己一样轻道德、重实利的现实主义政治家。
4.每一位有作为的君王其实都是幸运的。因为历史为他们的大展宏图准备好了各方面的条件。
郑国的前三位君主在位时间都很长。郑庄公就在位四十多年，前人的基础和长寿为他在外交舞台上施展拳脚提供了有利条件。之前郑国一直期待着郑庄公这样的君主的出现。
郑国虽不大，但在半个世纪里积累了雄厚的国力，正寻找爆发的渠道。郑国迁移到交通便利、基础雄厚的中原腹心后，便利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春秋初期各国经济都取得了发展，为全国市场供应各自的商品。如齐国盛产鱼、盐、铁器、文彩布帛；晋国的矿产、畜产品和池盐丰富；楚国提供祀梓、皮革、鸟羽、象牙等。郑国地处中心，是各国的商业往来的中转站和转销人。郑国充分利用了有利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势，执行了以商业为立国之本的国策。齐、楚、晋、秦、东周王室以及其他国家所需要的别国的货物，往往由郑国的商人来转输买卖。郑国境内商旅往来频繁，过境商品的税收、商人所缴的市税不断增多。郑国虽然国小新立，但商税收入却使国家富裕起来。
郑国在举国东迁的时候，商人起了重要作用。郑桓公就打破了“工商食官”的惯例，也就是说废除了国家管制商业并以商人为奴的制度，给予商人相当的经营自由，解除了商人的奴隶身份。这个盟约在春秋时期是一直起着作用的。郑国对商业的这种依赖，使郑国政府给商人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郑国官府还与商人签订了盟约，规定“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寺。尔有利市宝物，我勿与知”，规定只要商人不背叛统治者，统治者就不强买强卖；商人们有利可图，国君们也不得与闻。商人有了制度保障后，就安心在郑国经商，努力追求利润。郑国商人们往来各城邑，足迹东到齐鲁，西到秦国，南达楚国，北至晋燕。郑国从中抽取商税，每每获得大宗财政收入。
人们似乎总以为古代中国是开始就“重农抑商”，其实那是秦朝以后的政策，春秋时期的商业是相当繁华的。商业推动了许多诸侯国的兴起，商人群体在春秋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人们所贩卖的货物，包括丝、布、谷、米、牲畜、木料等一般人的必用品，也有许多珠、玉、皮币等珍贵物品专供贵族们的需求。在春秋，商人被看成不可少的社会成员，贵族阶层就有“商不出则三宝绝”的评价。
郑国是春秋第一个受商业发展恩惠发展起来的诸侯国。内战时，郑国能够轻易调动两百乘兵车，估计总兵车在千乘以上。当时郑国拥有三军，此外还有徒兵[1]和临时添置的军队，总兵力接近十万人。其中有六万人聚集在都城，由郑庄公直接指挥。
5.郑国崛起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优越的外交环境。
从周王朝东迁算起，之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史料异常缺乏，使我们对当时的外交局势不能做出详细准确的分析。最大的可能是，周王朝猛然倒塌，天子式微，诸侯们一时还没有彻底转换角色，适应不了。这才在王室东迁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没有大的外交举措。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外交暗流的涌动。
黄河中游地区最为发达，地理最为重要，外交争霸就首先发生在这个地区。当时西方的秦国还在与蛮族争夺王室赏赐的土地；渐渐兴起的南方楚国正在侵略申国、吕国、许国等诸侯国，他们的势力还远没有涉足到中原腹心的黄河中流地区。北方强大的晋国不幸分裂了，分为翼和曲沃两个国家，内乱不止。东方齐国还没有强大起来，正在专心于内政。剩下的就只能看中游地区基础比较好的各诸侯国玩了。
东周王朝初期真正的屏蔽只有郑国和虢国。虢国跟随王室东迁，迁徙到了现在的河南陕县附近，占据着殽山和函谷关，抵御西戎的侵略。国小事忙，没有参与跟东方的争霸。那么剩下来的大国就只有郑国和宋国，次等的当属鲁国和卫国。宋国是“三恪”中最强大的国家，国大爵尊。春秋初期，宋国的东南面是力量较为分散的东夷和淮夷，对其构不成威胁；南面的陈、蔡势力更弱，北面的鲁、卫势力也不强，只有西面的郑国国力较强，使之备感压迫，所以春秋时期，宋郑两国矛盾较大。鲁国和卫国的力量比不上郑国和宋国，但他们的取向决定着中原争霸的走向。与卫国相比，鲁国相对比较超脱。因为它正困于和齐国之间的恩怨。
郑国的国力比这三国稍微强大一点，同时还有一个政治优势，那就是郑国国君的出身很好（天子弟弟），还担任朝廷重臣（司徒，王朝卿士）。这就使得郑国国君天然具有了意识形态上的优势，能够以天子的光芒向对手发动打击。这种打击有的时候是实实在在的，因为郑庄公继承了家族的司徒职位，能够指挥周天子尚且存在的军队。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当时郑国的国力并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外交的成功和实力关系密切，但不一定非得取得绝对实力优势才能取得外交胜利。绝大多数情况下，实力就只像是投资者手中的本钱，关键是看他怎么将并不雄厚的本钱和风云变幻的局势相结合，来获得最大的利益。外交成果是从错综复杂的局势中“挤”出来的，而不是依靠实力基础凭空产生的。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郑庄公是怎么带领蓄势待发的郑国参与争霸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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