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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绥远是傅作义苦心经营十几年的根据地，有他根深蒂固的政治社会基础。特别是部队，几乎把傅作义视作神明，对于他的处境，当然十分关心。因此，在绥远的八个师八个旅中，除少数将领是由于对国民党还存有一定幻想之外，其他人对中共的对立情绪或观望态度，基本上都是受反共分子所散布的谣言蛊惑所致。
此外，在北平和平改编中，有不愿参加解放军的绥籍军官一万二千多名回到绥远，也是绥远问题复杂化的原因之一。
显然，这些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解决的。而让傅作义更不安的是，董其武身边最得力也最有实力的两个人：一个孙兰峰，态度暧昧，一个刘万春，表示反对，要做通他们的工作，就更不容易了。全国的形势发展如此迅速，自己对绥远的和平解放又有非常之责任，这就不能不让傅作义感到焦虑不安，时不我待。
董其武一不听令，二不听劝，蒋介石下令停发所有经费和一切补给。傅作义说：“体会毛主席留待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勿使人民遭受损失。”
其实，对绥远问题，中共方面也是十分重视的。毛泽东明确提出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后，负责此事的贺龙，即在北京饭店宴请了傅作义，共商双方及早派出代表举行正式谈判的问题。贺龙提出，中共方面已确定绥远和平谈判的代表由李井泉、潘纪文担任。傅作义很高兴，也马上指派周北峰、阎又文为绥远方面的代表。
3月23日，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了第一次商谈。商谈在平和、热烈、友好、互信的气氛中进行。经认真商议，双方达成了关于绥远问题的初步协议，主要内容为：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立即恢复旗下营至归绥一段铁路的通车；立即恢复两地区之间商业贸易的往来；除恢复通电、通邮外，两地区间的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往来，双方的货币可以互相通用兑换；两地开展文化交流；原绥远省的军队和政府均保持现状，维持社会安定，通过宣传教育，促进社会进步，从而达到起义，达到和平统一。
协议中还确定由中共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进驻归绥，以协同绥方执行协议的各项条款及协调过渡时期的有关事宜。
不久，贺龙、李井泉离开北平去了前线，中央确定，绥远问题改由聂荣臻和华北局书记薄一波负责。华北局决定改派张友渔与李哲仁二人与潘纪文一起为谈判代表。傅作义也相应增加王克俊为谈判代表。
绥远问题，开始在桌面上是进展得比较快也比较顺利的。草案达成后，4月下旬，傅作义即派原第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原傅的随从参谋）和原总司令办公室副主任刘庸笙（安春山的随身参谋），携双方拟定的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驻地的临时分界图，秘密去绥远请董其武审阅，并征求意见。傅作义让两人到绥远后，先传达毛泽东主席的如下指示：“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工作，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举行起义。”然后，让二人向董其武传达了自己如下的言语：“体会毛主席留待绥远起义的宽大政策。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勿使人民遭受损失。”
安春山与刘庸笙秘密到达归绥，先一字不漏地向董其武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傅作义的言语，尔后又郑重告知：邓宝珊也是这个意思，他说，“他那边的问题就不另外处理了，就合在绥远一起解决了。”
听了安春山和刘庸笙的传达，董其武非常感激。他知道，尽管有南京方面的破坏，有部分内部将领的反对，有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的干扰，但从本质上说，各族人民群众和部队士兵，都是欢迎绥远和平解放的，大多数的下级干部也是反对内战而倾向和平的。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强大的和平力量。只是，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对进步声音长期严厉的封锁，在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中层干部中，存在着对共产党的对立、恐惧心理。但是，这只是个宣传教育问题，在中共的帮助下，一定能解决好的。现在，中共方面又提出如此宽松的政策，绥远问题就更有可能圆满解决了。因此，他对缓远的和平起义充满着自信和信心。
董其武是位政治和军事阅历都很丰富的将领。他处事冷静，不急不躁，外表温和但意志坚定。早在他决心走和平道路后，就已开始悄悄工作了。他知道，以绥远的情形，在平、津、塘、张等地解放后，掌握部队的思想动态和安定部队的情绪，是最迫切的任务。他从北平回来后，就开始找军队师、旅一级的干部，地方厅、局长以上干部个别谈话，并与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和东四旗代表胡凤山、回民代表吴桐等分别交谈，坦率地与他们讨论当前形势，如怎样看待北平起义，共产党军队能否打过长江，以及特务分子到处散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真会爆发，绥远的问题又该怎么办等，还悄悄给他们透露自己在北平与傅作义的晤谈情况。春节过后，他又到部队和地方巡视，直接与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谈话，终于稳定了大家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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