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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北平解放后，山西最后剩下的两座孤城太原、大同也很快解放。华北五省尚未解放的，就剩绥远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根据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总形势，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尚存的一百余万军队，将采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解决方式。“绥远方式”，就是一种比北平方式更宽松的方式，概括起来就是放宽政策，拉长时间，等待觉悟，和平合作的非武力方式，毛主席说的，就“是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国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而等待他们组织起义。
绥远驻军共有董其武“驻绥指挥部”和邓宝珊“晋陕绥边区司令部”辖下各部近十万人。从张家口败走绥远的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也逃到这里，驻扎包头。也就是说，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的两个兵团”董其武和孙兰峰，都还在这里。
毛泽东说：“绥远方式”，就是一种不用军队作战的方式。政策很宽松，但傅作义感到并不轻松。
绥远是傅作义的发祥地。他在绥远主军主政多年，与绥远军民甘苦与共，生死相扶，其情谊不是平常可以比拟的。在绥远，不仅有他指挥过的那么多部队，有他直接任命提拔的许多军政高级干部，以及他多年相处的人民群众，而且还有像董其武、孙兰峰那样与他情同手足的老部下、老战友。
傅作义知道，对于如何解决绥远问题，董其武本人是没有问题的。他还清楚地记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条款公布的第二天，董其武就急急忙忙从绥远飞来北平，直入中南海居仁堂见他的情景。董其武问他为什么“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中，“没有提到绥远”。董其武是希望绥远问题也像北平一样和平解决的。傅作义当时告诉他，绥远问题要等他见了毛泽东主席以后再说。并说：“我们要跟上历史潮流，走人民的道路。”又叮嘱他：“你回去后，告诉咱们的干部，抗日战争，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可以，日本人到不了。可现在不行；别看现在解放区地方还小，很快全国就都将解放，除非你有钱把家属送到国外去，否则没有立足之地。”董其武当时就真诚地表示：“我跟您做事多年，一直对您言听计从，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只是，绥远情况复杂，不可拖延，应当尽早安排。”可见，只要他定下决心，董其武本人就不会有问题。
至于如何解决，毛泽东主席也已有过明确指示。他到西柏坡见毛主席时，毛主席就已对他说过：“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放嘛，等待他们的起义嘛！”后来不久的3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用“绥远方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什么叫“绥远方式”？毛主席亲口对傅作义说，所谓“绥远方式”，就是不用军队作战的一种方式，具体说，就是双方可以先划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先做好内部工作，另一方面则派个联络处，把铁路接通了，便于人民通邮来往；把贸易搞起来，并逐步统一货币，同时，加强宣传和文化交流，然后，再看董其武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
如此宽松的政策，更给绥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最好最便利的条件。
可是，傅作义在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感激之余，感到的却是更大的压力。这原因，就是因为绥远问题过于复杂。
可不！北平一解放，绥远问题如何解决还没有决定，各种不稳的消息就已不断传来，关于傅作义本人的各种谣言也已在绥远不胫而走。有说傅作义与解放军签订的和平协议是被迫的呀，是“城下之盟”，有说现在傅作义已被“软禁”在北平，没有人身自由了，甚至还有说傅作义已经“遇害”了的。绥远本地呢，有传董其武已准备“西撤”，有说美国太平洋舰队已准备介入，人心惶惶，土匪猖獗，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傅作义知道，所有这一切，除了绥远本身的社情、民情本来就比较复杂外，与整个华北局势的变化及国民党的加紧破坏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平、津、塘、张及河北、察哈尔、晋北等地解放后，各地逃亡到绥远的反动分子就有一大批，绥远的反共力量一下子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从上述各地撤逃后，也都纷纷麇集绥远，准备把绥远当作华北的最后顽抗基地。那位曾在傅作义“总部”猖狂活动的张庆恩——被称作“国民党华北党务督办”的“中统”华北负责人，就已在北平解放时潜逃到了绥远进行全面的反共布置。有的特务分子，甚至已携带电台潜伏到了驻绥部队的内部，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勾结。绥远的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潘秀仁（兼省建设厅厅长）、副主任委员张遐民（兼省财政厅厅长）等一批反共顽固分子，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和配合后，更是跃跃欲试，准备在绥远与共产党决一死战。而他们最拿手的，就是蛊惑人心和造谣破坏。
其次，绥远地处边陲，社情复杂，加上土地贫瘠，百姓穷苦，民风强悍，匪情本来就很严重，经反动分子的鼓动怂恿后，就更为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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